现在，珍妮和埃利斯、莫里斯一遍又一遍地听本森手术前与珍妮的对话录音。末了，他们茫然而疲惫地呆坐着，珍妮看着自己列出的信息资料：

本森十二时三十分到家。身体恢复了？蓝图，枪？还有工具箱。

本森最近没有在“杰克兔子俱乐部”露面。

本森对一九六九年七月安装的ＣＩ电脑感到很不安。

“你看出什么了吗？”

“没有，”珍妮说，“但我想得去和麦弗森谈谈。”

凌晨四时三十分，珍妮到了麦弗森主任的办公室。

麦弗森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盯着她，他的目光没精打采，也很疲倦。“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他问。

“通知警方。”

“警方已经接到通知了，我还知道现在七楼上挤满了警察。他们会把他看成一个脑子里有电线的杀人狂。”他叹了口气，又说，“现在他们的目的是逮住他，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更多的东西，他们就会杀了他。我们没有肯定的理由认定他会在凌晨六时失控。事实上，他可能永远不会失控。”

她环视房间四周，看着墙上那些图表，麦弗森就在这里设计着神经精神病科的未来。她知道神经精神病科对他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本森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即使如此，他的立场仍是毫无道理、不负责的，但是现在她该怎么对他说呢？

“珍妮，”麦弗森说，“我想我们仍可以等待，我想本森还有自己回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的可能。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就主张继续等待。”

“如果他不回来，”她说，“如果他在发作时袭击他人，你真的想为此负责任吗？”

“我反正已经躲不掉了。”麦弗森苦笑着说。

珍妮和埃利斯等仍然坚持待在计算中心，看着电脑的预测。时间慢慢地向前推移，渐渐逼近本森发作的时刻……

六时正，他们都站起身来，望着墙上的钟，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钟上的时间到了六时四分，但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什么都没有，六时十分，六时十五分，又过了三十五分钟。电话铃突然响了，珍妮一把抓起话筒。“我是珍妮医生。”

“属于那个——”对方略作停顿，“神经精神病研究部吗？”

“是的。”

“请准备好笔和纸，我希望你把我的话记下来，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安德斯探长。”

她同杰哈德打了个手势，让他拿点作纪录的东西来，同时问道：“你有什么事要问，探长？”

“我们发现了一宗谋杀案，”安德斯说，“有些问题要问你们。”

在日落大街一座破旧公寓三楼的一间卧室里，珍妮见到了安德斯探长。他有三十五六岁，但看上去还很年轻，说话时声音很柔和：“多谢你能来，尸体在卧室里，验尸官也在里面。”

他带路进了卧室。死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性，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头部受到重击，身上被反复刺中。床上到处浸透了血，房间里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房间里的其它地方都乱成一团。共有六个人正在房间里忙着，其中一个是来自验尸处的法医官，他正在填写死亡报告。

那法医官对珍妮说：“你可以看到，罪犯的手段很凶残。死者的左太阳穴位置受到重击，导致头骨下陷并当场昏迷。凶器就是那边的台灯，上面残留的血液和头发样品与死者的完全吻合。”

“那些戳伤呢？”珍妮问。

“戳伤是后来造成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死后才有的。她是被头上的那一击所杀死。”

珍妮看着死者的头。头的一侧被击扁了，看上去就像一个漏了气的足球，使原来那张应该算是漂亮的脸蛋扭曲得不成样子。

“她是在化妆时被连人带椅子打翻在地上的，然后罪犯把她从椅子上抬起来，”法医官举起双手，模仿凶手的动作，“放到了床上。”

“那是个很强壮的人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