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两个多月我陶醉于工作之中，深有飘飘然之感。在大学里，我每天作科研成就方面的报告。大家惊奇得直耸肩。

“他哪来这么多时间出成绩呢？”大厅里不断听到这样的感叹声。

“在一个星期内他就能为新的论文准备好统计数字，并画出图纸。他要直线上升到科学院院士。”在休息室里的人们在议论着。

“我简直认不出您来了，”校长笑眯眯地说。“您现在，电影也看，社会活动也参加，还跟孩子们去庆祝圣诞节，参加集体滑雪的次数也比别人多。工作效率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里面好象有点什么奥秘……”

“问题正在于滑雪。空气多清新啊！是它在制造奇迹。您要听医生的话，可敬的校长！”我也笑眯眯地回答他。

我认为把我的方法公布出去为时尚早。等我经过几个月的试验，把一切全部弄清楚了，到那时嘛……当然，我也行过犹豫，讲出来有什么不好呢？本来也没什么不清楚的。

但是，我忽然发现，这一切并不是都很清楚。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我那方程笔记本里竟一行字也没增加。模型中也没增添一个螺丝钉。那一天我就是不愿意工作。同样的情况竟发生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这就是意外的发现了。我只好来检查一下仪器了。结果不是仪器的事，它准确地照常工作着。也许我病了？但体温计上是３６．６℃。

我尽量强迫自己坐下来，但眼睛发花，读过的东西感到非常生疏。不仅如此，我惊异地发现，前不久我自己计算出来的方程式，现在反而很难理解了。

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迫使我站起身来，走到外面去。过路人和商店的橱窗，以及广告都象在快速电影上那样一闪而过。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大厅里，坐在小桌的旁边。服务员在给我斟酒，我便一杯一杯地喝进肚里，事情竟有这样的变化！

我不知道我的腿是怎样把我送回了家。但我在书房里看到的情况，使得我马上清醒了过来。

我的同行坐在办公桌旁，往本子里不断地在写什么！

“您在写什么？”我的语气是很不客气的。

“同行，”我听他说，“笔记里有谬误。前面的全对，但最近几天的全算全错了。”

“拿来，我看看！”我喊道。

“同行，全被我改正了，”我的替身稍带讥讽地微笑说，“这不是，请您看看。”

我的脑海里突然象往常一样地清楚了。我认识到，我的同行说得很对。所有的错误被他都改正了。

我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我好象通过浓雾听到了他的声音……

“那时您称我为同行，现在看真没说错。您看，我对这些设计，图纸，计算，以及这些机器的了解，已经不次于您了。看来您发明的这部仪器把您大脑本质的东西和知识传给了我。当它加工咱们的制动过程时，把我大脑的某些质的东西（可惜不是好东西），传给了您。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怎样，事业是重要的，它不应该遭到损失。出路只有一个：现在该您睡觉了，由我来进行工作，直到恢复到我们原始的状态为止。”

上帝啊！他甚至用我的公式在讲话！用我的语调在讲话！无论谁我都能和他争辩，但和自己的逻揖思维如何争辩得了呢！……

“是的，是的，不能让工作遭到损失。”我消极地说。

从而仪器又重新接通，又开始继续工作……

这样我俩象站岗一殷，相互交替接班。工作确实在沸腾。我没想到的事，他想到了；他弄错的事，又被我纠正了。遇到非常复杂的问题时，我们关闭仪器，两人共同商讨解决。

只有一件事使得我不能平静：有百分之五十沸腾的工作我不能参加。当然，我可以不加思索地撤走这仪器。但谁能肯定，这无意附加在我脑海中的潜意识经过一个阶段会不会完全消失呢？不，我不愿意再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了。于是当我值班的时候，我把仪器重新装配了一下，以促使我们大脑的运动过程恢复到原始的正常状态。装配过程是很复杂、麻烦的，它几乎占用了我全部清醒的时间。但我毕竟心满意足地安心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