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研究员高尔基格里格里戈维奇，人们都叫他高格里，接到一个新任务，负责观测并拍摄位于中央星群的上方、巴伦支星系群中的一块宇宙耀斑。那块宇宙耀斑由来已久，自瑟垦兰上的智慧生命有记载以来，那块耀斑就一直存在着，并且成了无数代瑟垦兰星人心中的不解之谜。

既非超新星，也不是脉冲星，更不是什么古老星云，但它选在那空中，无论用精度多高的望远镜都无法对它精确对焦，也就是根本无法看清它。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们已经为此迷茫了很多个世纪。刚刚接到的消息说，资本主义大本营已经接近发现这一不解之谜的边缘。为了抢在他们之前，用伟大的天文发现向十月革命节献礼，研究员高格里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位于清晰天区的宇宙现象无法精确对焦，这是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一般来说，只有近视眼无法精确对焦，也就是说，看不清楚跟受方有关，而不关发射方的事。但这耀斑却是个特例。高格里在这之前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而且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之所以无法观测，是因为那块耀斑在天区中的长度将近三万六千光年，并且还是以一个复杂的偏振矩阵排列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天文现象的多重投影。

毕业于光学工科的高格里博士有的是办法来修正这些偏振常量，他原本想等到母亲节献给妈妈，但现在，组织要求他立刻向党和人民献礼，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

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了一系列宏伟的天文望远镜，这些望远镜位于全国的四面八方，彼此之间通过一台巨型计算机联接起来。每架望远镜观测到的图像，在计算机中进行处理后，再放到一个叫做“偏振图象对比器”的处理单元中，计算机不厌其烦地把无数图像进行对比归类，计算出彼此的偏振量，再把这些图形整合起来。

经过近五个月的艰苦努力，计算机终于得出了一个结果。鉴于目前天文望远镜技术上的局限，出来的图像还是十分模糊，但它好歹有了一个具体的影像。

高格里独自一人在研究院里察看那幅照片，长达六小时之久。后来他又到计算机室去，缠着操作员保尔花三个小时又重新冲印了一张照片。结果令他十分困惑。

八月七号早上，距离献礼还有两个月，疲惫不堪的高格里拿着照片去见办公室主任古采诺夫。他走进办公室无力地问了声早上好，然后歪坐在椅子上。

主任给他倒了杯咖啡，他则哭哭啼啼的报告了研究结果。

“您是这样看的吗，高尔基格里格里戈维奇？”办公室主任严肃地说，“您认为您看到一页报纸悬浮在大天鹅Ｓ－１０和巨蟹座－２２之间，是这样的吗？”

“我想是的。”高格里沮丧地说。

“您能，”主任说，“我是说——给研究院的同志们演示一下吗，格里格里戈维奇？如果您看到天上有一张报纸，显然同志们也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是这样的，主任同志。”

红星研究院的全体研究员花了六个星期来重做高格里的实验，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那是望远镜镜头上的花斑重叠所致，然而，办公室主任还是向上级报告了他们的发现，并建议将该天文现象命名为“真理报耀斑”，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看起来很像《真理报》增刊中的一页。

出乎高格里意料的是，他非但没有被动作人民公敌抓到劳改营中，反而受邀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式。最高委员会对他的报告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宇宙投向资本主义的一把舆论利剑”。高格里受到了英雄般的赞誉。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不久之后，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证实了这一发现。虽然看到这张星际报纸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争论的焦点却慢慢转移到——它看起来到底像《真理报》，还是像《读卖新闻》，或者是《参考消息》。争论迅速变得白热化，三家报社也不由自主地被牵扯进来。这块该死的耀斑已经影响到了报纸的销量，如果一时间段内舆论偏向于某家报社，另外两家的销量就会急剧降低，而舆论总是不停地变。

二十年后，三家报社终于闹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