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但谴责英国殖民者，而且还把笔锋指向其附属机构和他们的奴才。通过一个乡村医生的见闻，揭发了警察当局敲榨勒索、欺压村民、横行乡里的暴行（《过失》）。透过一寡妇失身沦落的经过和其自杀事件的处理，暴露了法官道貌岸然的虚假面目（《法官》）。

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印度的发展，追求金钱牟取暴利的恶念与日俱增，并且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因而，金钱拜物教也逃脱不了泰翁的抨击。在《艺术家》一篇中，寡嫂冒着倾盆大雨把儿子送到身为艺术家的侄子家里。请他把儿子“从贪求金钱的欲惑中拯救出来”。因为满身沾满铜臭的监护人——孩子的堂叔的教导是“首要的事情，是全力以赴地捞钱”。

泰戈尔对封建势力和陈规陋习嫉恶如仇。他反对种姓制度和宗教纠纷。《偏见》中一清道夫老头，只因在公用水龙头下洗衣服，后来又不知怎么碰了一下他人，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些口头上激烈的“爱国者”却在围观，成了旧习俗的卫道士。《弃绝》描写了种姓制度造成的鸿沟。一对彼此倾心相爱的男女，终于弃绝了种姓，坚持了爱情。《原来如此》是一篇嘲弄虔诚信神的好作品。查比平听到虔诚修行的父亲承认一穆斯林是自己的儿子时，他感慨万端地说：“老一辈人虔诚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书中另一角色讲得更直截了当：“世上圣人和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圣人会装模作样，而凡人则开诚布公。”《偷来的财宝》通过两辈两对恋人结合的故事，驳斥了“本命星”、“生辰八字”等迷信思想。《赎罪》则挞伐了因循守旧的赎罪仪式。作家不但嘲讽宗教的腐朽残忍的习俗，而且还戳穿它的代表人物的虚假面孔。

泰戈尔之前，印度农村的情况在文学作品中极少反映。作家本人也说：“有一时期，我月复一月地创作有关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相信，这之前在孟加拉文学中对农村生活的图景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的描写。①作家丰产期的短篇小说就主要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家对贫苦农民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在《原来如此》中，我们看到佃户阿奇姆丁倾家荡产，背一身债。在《判决》中，作家告诉我们，农民在收获大忙季节，哪怕是自己的庄稼泡在水里，也得去给地主修理公事房。“有时他们不得不站在雨水里淋着，可是却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相反，倒听到了不少无礼的责骂。”泰翁既写了农民贫困受压迫的处境，也描述了农民的反抗。在《难以避免的灾祸》里写道：“地主总管想要大幅度增加地租，激起了佃户们奋起反抗。”佃户阿奇姆丁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也终于举刀向地主头上砍去。

--------

①转引自《泰戈尔文集》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一卷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