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我头痛得厉害。”

“明天见？”

“到办公室来吧。”

“恐怕不成。”

“好吧，你说在哪儿？”

“五点钟左右，哪儿都行。”

“那么在对岸找个地方吧。”

“好。五点钟我在克里荣旅馆。”

“别失约啊，”我说。

“别担心，”勃莱特说。“我从来没有糊弄过你，有过吗？”

“迈克有没有信来？”

“今天来了一封。”

“再见，先生，”伯爵说。

我走到外面人行道上，向圣米歇尔大街走去，走过依然高朋满座的洛东达咖啡馆门前的那些桌子，朝马路对面的多姆咖啡馆望去，只见那里的桌子一直排到了人行道边。有人在一张桌边向我挥手，我没看清是谁，顾自往前走去。我想回家去。蒙帕纳斯大街上冷冷清清。拉维涅餐厅已经紧闭店门，人们在丁香园咖啡馆门前把桌子叠起来。我在奈伊的雕像前面走过，它在弧光灯照耀下，耸立在长着新叶的栗子树丛中。靠座基放着一个枯萎的紫红色花圈。我停住脚步，看到上面刻着：波拿巴主义者组织敬建。下署日期已经记不得了。奈伊元帅的雕像看来很威武：脚蹬长靴，在七叶树绿油油的嫩叶丛中举剑示意。我的寓所就在大街对过，沿圣米歇尔大街走过去一点。

门房里亮着灯。我敲敲门，女看门人把我的邮件递给我。我祝她晚安，就走上楼去。一共有两封信和几份报。我在饭间煤气灯下看了一下。信件来自美国。一封是银行的结帐单。上面写着结余2432．60美元。我拿出支票簿，扣除本月一号以来开出的四张支票的金额，发现我尚有存款1832．60美元。我把这个数字写在结帐单的反面。另一封是结婚请柬。阿洛伊修斯.柯尔比先生和夫人宣布他们的女儿凯瑟琳结婚——我既不认识这位姑娘，也不认识跟她结婚的那个男人。这张结婚请柬想必已经发遍全市。这名字很怪。我确信，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取名叫阿洛伊修斯的人。这是一个地道的天主教名字。请柬上端印有一个纹章的顶饰。正如齐齐有一个希腊公爵的头衔一样。还有那位伯爵。那位伯爵很有意思。勃莱特也有个头衔——阿施利夫人。勃莱特见鬼去吧！你，阿施利夫人，见鬼去吧！我点上靠床头的灯，关掉饭间里的煤气灯，打开那几扇大窗。床离窗户很远，窗子开着，我在床边坐下，脱掉衣服。外面，有一列夜车在有轨电车轨道上打门前经过，运送蔬菜到菜场。

每当夜间睡不着，这声音响得很烦人。我一面脱衣服，一面望着床边大衣柜镜子里自己的影子。这屋里的陈设纯属典型的法国风格。我看好算很实用的吧。偏偏在那个地方受了伤。我看这是会惹人好笑的。我穿上睡衣，钻进被窝。我拿了那两份斗牛报，拆开封皮。一份橙色。另一份黄色。两份报的新闻往往雷同，所以不管先看哪一份就会使另一份减色。《牛栏》报办得好一些，我就先看这一份。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包括读者小信箱栏和谜语笑话。我把灯吹灭。我心想大概能够入睡了。

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起这一块多年的心病。唉，在意大利那被人当作笑柄的战线受了伤并溃逃，真不光彩啊。在意大利的医院里，我们这一类人可以组成一个团体了。这个团体有个很滑稽的意大利名字。我不知道其他那些意大利人后来怎么样了。那是在米兰总医院的庞蒂病房里。隔壁的大楼是藏达病房。有一尊庞蒂（或许是藏达）的雕像。这就是上校联络官来慰问我的地方。真是滑稽。这大概是最最滑稽事情了。我全身绑着绷带。但是有人告诉了他我的情况。他就做了一番了不起的演说：“你，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任何外国人在他看来都是英国人），做出了比牺牲生命更重大的贡献。”讲得多精彩啊！我真想把这番讲话装裱起来挂在写字间的墙上。他一点没笑。我猜想他是在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哪。“多么不幸！多么不幸！”

过去我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尽量把它看得淡薄一些，只求不要给别人带来烦恼。后来把我送到了英国，如果没有碰上勃莱特，我或许永远不会有任何烦恼。依我看，她只想追求她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唉，人就是这么样。叫人都见鬼去吧！天主教会可有个绝妙的方法来处理这一切。反正是一番忠言吧。不要去想它。哦，好一番忠言。今后就忍着点吧。就忍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