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马车便把我带到了这儿，带进了我的坟墓。我刚出门，一条黑色的围巾便从身后勒紧了我的嘴，我的双手被反剪了起来。那两个弟兄从一个黑暗角落走出，打了一个手势，表示已验明正身。侯爵从口袋里取出我写的信，让我看了看，一言未发，在举起的风灯上点燃、烧掉了，又用脚踩灭了灰烬。我被带到了这里。带进了我的坟墓。

“若是上帝高兴，在这些可怕的岁月里曾让那铁石心肠的弟兄之一想起给我一点有关我最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句话——她究竟是死是活——我也能认为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但是现在，我却相信那血十字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上帝的怜悯已全没有他们的份。我，亚历山大曼内特’，不幸的囚徒，在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夜，在我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对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直到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人，发出我的控诉。我向这一切罪孽得到清算的日子发出控诉。我向上天和大地控诉他们。”

手稿一读完便爆发出一片可怕的喧嚣。是渴望与急切的喧嚣，喧嚣中除了“血”字之外别的话都听不清。这番叙述唤起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复仇情绪。这种情绪的锋芒所向是没有一个人头不会落地的。

当初在巴士底狱缴获的纪念品都曾被抬着游行，而德伐日夫妇却把这份手稿隐藏起来，秘而不宣，等待时机。这是为什么？可这样的法庭和这样的听众是不想追究的。这个受人憎恨的家族的名字长期以来就受到圣安托万的诅咒，而且被列入了死亡名单，这也是用不着追究的。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的德行和功勋能在那一天的那个地方抵挡得住那样的控诉的冲击。

使那注定要灭亡的人特别倒霉的是，那控诉他的人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公民，是他自己的亲密朋友，他妻子的父亲。人群的一个疯狂理想是追效一种颇有问题的古代道德，以自我牺牲作为人民祭坛上的祭品。因此，庭长便说（他若不这样说，他的脑袋在他肩上也保不住）那善良的医生是会因为根除了一个令人憎恶的贵族家庭而更加受到共和国尊敬的。他无疑会因为把他的女儿变作寡妇、把外孙变作孤儿而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荣和快乐。此话唤起了一片疯狂的激动和爱国的狂热，此时人类的同情已荡然无存。

“那医生在他周围不是很有影响么？”德伐日太太对复仇女神笑笑说，“现在你来救他吧，医生，来救他吧！，陪审团员每投一票，便掀起一片鼓噪。一票，又一票；鼓噪，又鼓噪。

全票通过。从心灵到血统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臭名昭著的人民压迫者，押回附属监狱，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