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我在研究病人的第一分钟发现的，因为病人在不断挣扎时已翻过身子把脸转向了床边，让围巾的一角卷进了嘴里，有被窒息而死的危险。我的第一个动作是伸出手来解除她的危险；在拉开围巾时，巾角上的刺绣落入了我的眼里。

“我把她轻轻翻过身来，双手放在她胸上，让她平静，也让她躺好，同时看看她的脸。她瞪大了眼睛，神志不清，不断发出尖锐的呼喊，反复地叫着：‘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接着便从一数到十二，然后说，‘嘘！’像这样周而复始，次序不变，态度也不变。除了那固定的停顿之外一直没有住口。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问。

“为了区别两个弟兄，我把他俩分别叫作哥哥和弟弟。我把那最权威的叫哥哥。哥哥回答道，‘大约从咋天晚上这时候开始的。’

“‘她有丈夫、父亲和弟弟吗？’

“‘有一个弟弟。’

“‘我不是在跟她的哥哥说话吧？’

“他非常轻蔑地回答道，‘不是。’

“‘她近来有什么跟数字十二有关的事么？’

“弟弟不耐烦地插嘴道，‘十二点钟！’

“‘你们看，先生们，’我说，我的手仍在她胸口上，‘你们像这样把我带了来，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若早知道是来看什么病，就可以带好应用的药品。像现在这样，只能是浪费时间。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哪几有药呢。’

“哥哥望了弟弟一眼，弟弟傲慢地说，‘有个药品箱。’他便从一间小屋里把它取了出来，放在桌上。”

“我打开几个药瓶，嗅了嗅，用嘴唇碰了碰瓶塞，这里的药除了本身就是毒药的麻醉剂之外，并没有我要用的药。

“‘这些药你不放心么？’弟弟问。

“‘你看，先生，我会用的，’我回答，就再也没说话。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想了许多办法把我要用的药给她喂了下去。因为过一会儿还得用药，现在也要观察疗效，我便在床边坐了下来。有一个很胆小的怯生生的妇女在服侍（她是楼下那人的妻子），此刻退到了一个角落里。那房子非常潮湿腐朽，家具也很平常——显然是最近才临时使用的。窗前钉了些陈旧的厚窗帘，想要挡住那尖叫声。尖叫继续有规律地发出，‘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数到十二，然后是‘嘘！’病人很疯狂，我没敢解掉捆缚她双臂的带子，却也作了检查，设法不让她疼痛。病人溅出的唯一令我鼓舞的火星是我放在她胸前的手产生了抚慰的效果，有时能让那身躯平静一点，但是对尖叫却没有作用：没有钟摆比它更准时的

“因为自以为我的手有这种效果，我在床边坐了半个小时，弟兄俩在旁边看着。后来哥哥说：

“还有一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问，‘是危重病么？’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时拿起了一盏灯。”

“另一个病人在另一道楼梯后的一间房里。那房间在马厩的上方，也可算是一种阁楼。楼顶有低矮的天花板，一部分抹了石粉，剩下的部分却空着，露出瓦房顶的屋脊和横梁。那是堆放麦秸和干草的地方，也放木柴，还存放着一堆埋在沙里的苹果。我穿过那地方来到病号面前。我的记忆精确无误。我用这些细节来审查我的记忆力。在我被幽禁快满十年的此刻，在巴士底狱我的牢房里，那天晚上的景象全都历历如在我眼前。

“一个英俊的农村少年躺在地上的干草里，头下枕着一个扔在地上的垫子。他最多只有十七岁。他右手捂着胸口躺在地上，咬紧牙关，圆睁着双眼望着头顶。我在他身边跪下一条腿，却看不见他的伤在哪里。我可以看出他因锐器刺伤，快要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