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德伐日太太一拿起玫瑰，顾客们便停止了谈话，开始一个个往店外溜。

“日安，老板娘，”新来的人说。

“日安，先生。”

她大声回答，又打起毛线来，同时心里想道，“哈！日安，年纪四十左右，身高五英尺九左右，黑头发，面孔算得上漂亮，肤色偏黑，深色眼珠，脸瘦长灰质，鼻子鹰钩形，但不直，往左面颊作特别角度的倾斜，形成一种阴险的表情！日安，每一个特征都有！”

“劳驾给我一小杯陈年干邑酒，外加一口新鲜凉水，老板娘。”

老板娘很有礼貌地照办了。

“这干邑酒真好喝，老板娘！”

这酒是第一次受到这种称赞。对于它的评价德伐日太太知道得很多，心中有更准确的估计。不过她仍然说那是过奖了，然后又打起毛线来。客人望了一会儿她的指头，又趁机环顾了一下这地方。

“你打毛线的技术好极了，太太。”

“我习惯了。”

“花样也挺漂亮的。”，“你觉得漂亮么？”老板娘微笑地看着他说。

“肯定。可以问问是作什么用的吗？”

“打着好玩的，”老板娘说，仍然微笑地看着他，同时灵巧地运动着手指。

“不作什么用？”

“那要看情况。说不定有一天我能给它派上用场的。如果那样的话——晤，”老板娘说，既卖弄风情，又严厉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它就会有用了。”

说来奇怪，圣安托万的人似乎坚决反对德伐日太太头上插玫瑰。有两个人分头走进店来，想要酒喝，看见那不寻常的玫瑰花，便都犹豫了，都装作到那儿找朋友的样子溜掉了。连他们进店之前在店里的客人也都走得一个不剩了。密探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却什么迹象也没发现。人们都走开了。他们穷，行动都很偶然没有目的。这很自然，也无懈可击。

“约翰，”老板娘心想，手指头打着毛线，心里却在检查着手上的工作，眼睛望着生客。“只要你多呆一会儿，我便在你离开之前，把‘巴萨’织进去。”

“你有丈夫吗，老板娘？”

“有。”

“有孩子吗？”

“没有。”

“生意似乎不大好呀？”

“生意很不好，老百姓太穷了。”

“啊，不幸的、痛苦的人民！还受到这样的压迫——正如你所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老板娘反驳，纠正了他的话，同时在他的名字上娴熟地添上一笔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帐。

“对不起，那确实是我说的，可你自然会这么想的，毫无疑问。”

“我想？”老板娘提高了嗓门回答。“我跟我丈夫要维持这个店面，已经够忙的了，还想什么。我们在这儿想的只是怎样活下去。我们想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够我们从早到晚想个没完了，我们才不去想别人的事自讨苦吃呢。要我想别人的事么？不，我不干。”

那密探是来搜罗点面包皮或者制造点什么的。他不愿在他那阴鸷的脸上露出狼狈的样子，只把胳膊肘靠在老板娘的小柜台上，装作一副献献殷勤闲聊闲聊的神态，偶尔啜一口干邑酒。

“加斯帕德的死，老板娘，真不成话。啊，可怜的加斯帕德！”他说时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表示同情。

“啊呀！”老板娘轻松冷淡地说，“拿了刀子干这种事总是要受罚的。他早就该知道玩这种奢侈品是什么价钱，不过是欠债还钱罢

“我相信，”密探说，放低了声音。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他那张邪恶的脸上每一块肌肉都表现出受到伤害的革命的敏感：“说句知心话，我相信这一带的人对这个可怜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和愤怒，是么？”

“是么？”老板娘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