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伽丘创作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Fiammetta，1343一1344）时，摆脱了古典和神话题材的套子，而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者把一个失恋的少女的内心世界的种种感受：她的爱情和痛苦，幻想和希望等，都细腻地刻划出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理小说”。《菲索拉诺的仙女》（NinfaleFiesolano，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写仙女和牧羊青年的恋爱悲剧，她因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而遭到了惩罚。冷酷无情、厉行禁欲主义的黛安娜女神把这一对情人变成了两条河流，但是最后这两条小河流到阿诺河，又汇合在一起了。这篇长诗的一些精采片段，写得清新、舒畅，是卜伽丘成就最高的一部诗作，正象《菲亚美达》是他除了巨著《十日谈》以外，可算最好的一部小说。

此外作者还写了两篇叙事诗《菲洛特拉托》（Filostrato，1336）和《苔塞依达》(Teseida，1339），英国乔叟的两篇叙事诗《特洛勒斯和克莉西德》、《骑士的故事》取材于此。通过不断的努力写作，卜伽丘逐渐摆脱了当时盛行的那种雕琢浮华的文体，跳出了古典神话题材和中世纽迷信题材的圈子，现实主义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增长，为他进入创作上的成熟期、写下他的巨著《十日谈》作好准备。

1339年，卜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卜伽丘的生活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从此他结束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括，而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1340年岁末，他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老个城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参加了行会，曾在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曾先后七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及法国等地，办理外交事务，其中之一，是在1351年去帕度亚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返回佛罗伦萨。这两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在1350年开始交往，二人从此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

1348年，意大利爆发可怕的鼠疫，蔓延到佛罗伦萨，大半居民死于这场灾难。大概就在鼠疫平息不久，记忆犹新的时候，卜伽丘开始创作《十日谈》。当时学者们大多使用拉丁文写作，以为这样才能使作品传之悠久，卜伽丘却来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下他的巨著。他和他终生敬仰的前辈诗人但丁，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十日谈》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分别取材于意大利中世纪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的寓言和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历史事件，宫廷里的传闻，以至街头巷尾的闲谈，和当时发生在佛罗伦萨等地的真人真事等等（卜伽丘早已有心地把他感到兴趣的材料——记录在他的笔记本里）。前面介绍过，《十日谈》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斗争，但是作者坚持到底，终于用几年工夫完成了这部杰作。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自己处境的孤立，感到被黑暗势力四面八方包围着。卜伽丘后来终于动摇了，屈服了，背弃原先为之奋斗的信念。这似乎多少可以从《十日谈》以封建说教的故事告终而看出一些苗头（作者仿佛借此表示他无意触犯封建旧道德，好缓和人家对他的一些非难）。在《十日谈》的最后几天里，不乏优秀的故事，但总的说来，批判的锋芒减弱了，不如开始四天的那种声势了。在《十日谈》成书后没有几年，他写了短篇小说《不祥之鸦》l356？）。作者好象已换了一个人（其实是他消极落后的一面暴露出来了）。他采用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斥责爱情是淫荡的肉欲，咒骂女人是邪恶的祸水，这样，在和过去的自己（歌颂爱情、崇拜女性的卜伽丘）唱起反调时，他无异宣告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终结。这一讽刺作品可算是他最后的一部文艺作品了。

这以后，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改用拉丁文写作。应该说，卜伽丘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只是已失去了战斗的锋芒。他研究希腊文学，著有《神谱》十五卷，可说是古代神话的百科全书。通过他的努力促成，欧洲第一次有了荷马史诗的（拉丁文）译本。他致力于研究但丁的《神曲》，1373年，最后一次修订他的《但丁传》。晚年公开讲学，主持《神曲》讲座。在传布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扩大文艺复兴的影响上，卜伽丘作了不少工作，但和他前期的文学活动比较起来，成就不算太高。

1362年，有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Cartbusian）的天主教憎侣，在临死前派遣另一个苦修教派僧侣，对卜伽丘进行咒骂、威胁、规诫，使他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的震动。他忏梅了，愿意弃“邪”归“正”了，甚至要把《十日谈》和他的其他著作都付之一炬，把他收藏的书籍都卖了；他还打算皈依教会，这样就将彻底抛开了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幸而他为彼特拉克所劝阻。l374年，他的好友彼特拉克病逝，这对于他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第二年冬，他在贫困和孤独中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