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浮生六记》相关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从语言与行文特色方面，将钱泳抄录的与琉球国相关的资料和《浮生六记》前四卷对比，还查实钱泳仅长沈复四岁，为同时代的文人，嘉庆五年（1800）以后，他们两位都住在苏州，可视为同乡。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信息后，我在2008年初即认定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纪略》来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是极有可能的。接着又相继搜得陈寅恪、俞平伯、林语堂、郑逸梅、俞国基（台湾）、陈毓罴^[pí]、冯其庸、江慰庐、章培恒、骆玉明、张蕊青、黄强与韦明铧等学者所写的关于《浮生六记》的绝大部分文章，继续研读和考证。

我这人做事比较执着。我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俞平伯老的大文《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载《学林漫步》第八集，1983年4月中华书局版），前后就跑了三趟。第一趟，这册《学林漫步》第八集有人在看，我没能借到。第二趟，我到国家图书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工作人员说不能借书了。第三趟，我选在周一早晨七点去的，耐心静候了好一阵子，等到工作人员一上班，就往里冲，终于借到了这本书，并复印了俞平伯老的这篇大文。

后来获知，郑逸梅先生的《〈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刊登在1981年的《读书》杂志第6期，我在网上查得有家古旧书店有这期杂志，但是人家一定要十二期整套卖，为了看到这篇后来发现只有不到两页的短文，我只好把十二《读书》全买了下来。我读书不多，没有多少学问，只能边寻找资料边查考。因此，对我来说，只要发现有关《浮生六记》的材料，都心急火燎地想找来看看。台湾著名学者俞国基先生的《眉批浮生六记》一书，大陆书店找不到，我便直接打长途电话给该书的出版者台湾河畔出版社的吕自扬先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该书。

自2007年秋季开始，我千方百计搜寻、购买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到2008年春季，则陷入近乎“疯狂”状态，甚至将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先生的《浮生三记》也当作资料邮购了回来。初看到此书名，我还曾以为沈复字三白，又名君山，还出了个“三记本”呢。《浮生三记》到手后，我有点“恼火”，还曾直接打长途电话到台湾清华大学，找沈君山校长，想请教请教他对《浮生六记》的看法。得知沈君山先生中风了，病卧在床，言谈不便后，才作罢。我常说，我彭令是个不学无术的小书贩，为了考证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确实来自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卷，搜寻的各种材料，虽然没有几麻袋，但是至少已达100斤以上，这是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的。就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又得到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kǎi]研究员的指教，先后在香港《文汇报》、“中国古代”发表了《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向世人公布了相关的结果。我认为，收在钱泳《记事珠》杂稿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其实就是《海国记》的佚文，他是钱泳从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抄录过来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蔡根祥教授。因为他及时发表了《〈浮生六记〉研究的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我们就由此有了密切联系，并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开始了另外一段曲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