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去鹦鹉的那天晚上，我们情绪上有些低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晚上单独值班掉下水去，会得到同样的结局。我们加紧执行一切安全规则，夜班使用新的救命绳子，互相警告，不要因为头两个月万事大吉就相信我们是安全的了。不小心走错一步路，一个不经思考的动作，能把我们送上鹦鹉所走的路，就是在大白天也是如此。

两个电台人员从上木筏的第一天起，就工作艰巨。在亨伯特水流中的第一天，海水甚至从电池的箱子里淌出来，他们不得不用帆布把这感应灵敏的电台角落盖起来，尽可能不让大浪冲着。接着他们发生问题：怎样在这小小木筏上架一根够长的天线。他们试过放风筝把天线带上去，但是一阵风来，风筝直撞入海，不见了。他们又试放气球带天线上去，但是热带的太阳，把气球晒出洞来，气球瘪了，掉到海里。接着又有鹦鹉的捣乱。这一切之外，我们在享伯特水流中漂了两星期，才漂出安第斯山的死区。在这死区内，短波又聋又哑，毫无生命。

但是到后来，有一天晚上，短波突然接通了。陶斯坦的呼号，被洛杉矶的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收听到了。他当时正在拨弄发报机，和一个在瑞典的无线电爱好者建立联系。那人问我们用的是什么机器，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他问陶斯坦是谁，住在哪里。当他一听到陶斯坦的住所是太平洋中木筏上的一间竹屋里，无线电就发出几个奇怪的响声，响声过去，陶斯坦才继续报告情况。那人惊魂已定，便从空中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海尔，他妻子名叫安娜，她原籍瑞典，他会通知我们的家庭，我们都还活着，过得很好。

当晚，我们都觉得这事希奇：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叫海尔的人，他远在人口稠密的洛杉矶，当电影放映员，却成为我们自己之外，世界上惟一知道我们在哪里、知道我们都好的一个人。从这晚上起，海尔（或称为海罗德凯贝尔）和他的朋友弗兰克丘凡斯每晚轮流坐着，收听木筏发出的信号。赫曼收到美国气象局局长的电报，感谢他每天两次，用密码报告我们所在地区内的气象。这一地区内的报告一向很少很少，从来没有过统计数字。后来，几乎每天晚上，纳德和陶斯坦都和其他的无线电爱好者们建立联系。这些人把我们问候的话，通过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伊吉尔勃克，发到挪威。

我们在大洋中部刚几天，安置无线电的角落里的咸水太多了，电台工作全部停顿。电台人员拿着旋子和焊条，日日夜夜忙得头昏眼花。那些遥远的无线电迷都以为木筏已经完蛋了。到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呼号冲入空中了，刹那之间，无线电那里嗡嗡之声乱成一片，像一个黄蜂窝；好几百个美国的电台人员都同时收到这个呼号，并且发电答复。

如果你误入电台人员的领域，你真觉得你是一屁股坐在一个黄蜂窝上。那里发潮，海水顺着木料钻上来，到处湿漉漉的。电台人员坐的地方，虽然是木筏上铺的一块橡皮，但是如果你一碰发报机，你的屁股和指尖都同时触电，受到一震。如果我们外行之中，有人想到这设备齐全的角落里偷一枝铅笔，不是头发直竖起来，便是手和铅笔头一碰，发出火花。只有陶斯坦和纳德以及鹦鹉能在这角落里逛出逛进，安然无事。为了我们其余几个的安全，我们用一块硬纸板，标出这是危险区域。

有一次深夜，纳德坐在角落里，正在灯光下修理无线电，突然抓住我的腿把我摇醒，告诉我：他正和一个人谈话，那人就住在奥斯陆郊外，名字叫做克里斯丁艾门生。这可以算得是一个业余无线电联络的新记录。那天是8月2日，我们已绕地球行驶了六十多度，因此奥斯陆是在地球的另一头。第二天是哈康国王七十五岁诞辰，我们直接从木筏上发电向他致贺。隔天又听到克里斯丁了，他发给我们一封国王的回电，祝我们继续好运，航行成功。

虽然早在康提基当年，还没有短波电台从空中传递消息，但是在我们下面的海浪，却和早年一样，不住地漂送木筏向西去，和一千五百年前的情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