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小说大量涌现，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被称之为新潮小说的作品无论从把握生活的角度还是从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与传统的小说形式有明显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深刻影响，因而是对现代主义思潮的回应；但它又确是在中间这块土镶上土生土长的，不仅以当代的现实生活为题材，而且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丰富营养。它体现了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标志着独辟蹊径的艺术努力。

新潮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是所谓意识流小说。1980年前后，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等几部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有意放弃了由序幕、开端到高潮，再到结局的情节方式，只写一些零散的现象或感受，如夜幕下的都市街景、日常生活印象、童年的记忆、境外的观感等等，而将这些零散的片断联系起来的，则是人物或作者自身的自由联想。王蒙被公认为意识流手法的率先实验者，他的那些以人物内心世界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情绪结构为特征的作品一度曾引起争议，但很快就被接受。继王蒙之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欣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一大批作品也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技巧。

接踵而来的是所谓荒诞小说。人生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持久而重要的主题。它主要表现人的异化，表现现代商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空虚与生存无望。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则主要描写“文革”带来的内心创伤、飞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人的驱迫造成的惶惑，以及在古老传统和西方文明双重夹击下当代人的人格分裂。早在 1979年宗璞就发表了《我是谁》，作品描写“文革”中一位女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终日被牛鬼蛇神的幻象困扰，终于精神崩溃，投湖自尽。这类作品还有湛容的《减去十岁》、张贤亮的《浪漫的黑炮》、吴若增的《脸皮招领启示》、王蒙的《冬天的话题》等。王蒙的另一部作品《来劲》则表达了在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普通人价值观念的支离破碎和行为的进退失据。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严格的写实方式，而以变异、夸张、错谬、时顺的颠倒和空间的任意转换，刻意裸露现代人的尴尬生存状态。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朔的《顽主》、陈染的《世纪病》、刘西鸿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陈村的《少男少女，一个七个》等，构成了新潮小说中品格独异的另一类。这类小说的共同特点是它的非理想主义、非英雄化的倾向。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青年人。他们玩世不恭，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反抗现行的一切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对权威不屑一顾，对社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追求独立的人格，但又找不到明确的奋斗目标，因而他们的抗争往往沦为漫无目的的盲目挣扎，结果只能是迷惘和苦闷。这类小说通常采用市井的语言和调侃的语调，这也有着明确的反叛意味：反叛传统的人生理想和文学模式。人们习惯于把这类作品称做中国的“垮掉的一代”派。它与 6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垮掉派”在精神气质上的确有着某种类似，但又不是对它的简单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它揭示了当今一代青年人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信仰危机。

此外，新潮小说中还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的岁月》等。这些作品以充满警示、预言和宿命色彩的神话传说、宗教故事，民间传说融入作品的题材，构筑起亦真亦幻的神奇艺术现实。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则以感觉的“爆炸”而著称。他们在创作中无节制地渲泄自己的情感，真实的世界被主观的感觉、情绪所支配，成了虚构的情绪化的世界，像《红高梁》、《红蝗》等，这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还有语言实验小说。这类小说强调的是叙述本身，而不是人物和情节。叙述就是目的，为了实现小说的叙事功能，作者甚至有意破坏事件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从而使作品的意义在相互矛盾或对立的事实中消解。例如马原的《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小说中写了姚亮和陆高两个人物。一天姚亮死了，留下一部手稿。令人吃惊的是手稿记录了姚亮身后的事。而姚亮的身后事竟和陆高有关，而且许多事都发生在陆高身上。这里情节产生了悖论。按作者的说法，姚亮和陆高是两个人，但事实又表明，陆高经历的事就是姚亮预见在死后自己要经历的事。陆高到底是不是姚亮？如果是，姚亮就没死，如果不是，陆高后来的行为又如何解释？到底姚亮是真的还是陆高是真的？作者没有说，也不想说。因为作者就是要通过这种悖论瓦解作品的内在含意，当意义被瓦解了，剩下的就是单纯的文字演示。

新潮小说的出现展示了一种新的创作观，也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但由于它的形成时间尚短，因而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究竟前景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