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翼作家为促进文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长达 10年之久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对进步文学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众化是进步文学的内在要求。五四新文学开创了白话诗歌、小说新形式，反映了国民要求变革的呼声，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文学大众化的倾向，但当时文学的对象主要还是知识阶层，作为人民大众主体的工农多数还与文学无缘。20年代初，一些作家批评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表明他们对文学大众化的迫切性已有认识，不过当问题涉及大众化的途径，多主张“提高”民众的欣赏水平，很少考虑如何使作品适应民众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左翼作家对文艺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文艺应当适应工农，主要以工农为对象成为比较自觉的认识。1929年 3月林伯修发表《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首次明确讨论了文学大众化问题。同年年底，大众化问题引起更多作家的关注，并于 1930年春展开了第一次讨论。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参与了这次讨论。他们普遍认为大众化的首要问题是文学要面向工农，要创作出他们能看得懂的作品。由此，利用旧的为大众熟悉的文艺形式的任务也被提了出来。但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有限，也不够深入。

1931年冬，在“左联”推动下，左翼作家内部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第二次讨论。这次讨论是在总结以往大众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左联”还专门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负责组织工作。文学形式仍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方面。参与讨论者除强调不能轻视旧形式而外，还要求对那些能迅速反映现实、较易于为大众接受的新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大力加以提倡。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问题也得到进一步探讨。与前一次讨论不同的是，这次文学内容的大众化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受到特别关注。周起应认为实现大众化，“最要紧的是内容”，瞿秋白强调大众化的作品应当写革命的大事变、劳动群众的斗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而到大众中去，向大众学习是实现文学题材内容变革的唯一途径。在这次讨论中，认为实现大众化的困难在大众自己，作家高于大众，可以站在大众之上教训大众的观点受到批评。由强调形式的大众化到强调文学内容和作家思想的大众化表明论者认识的重大进步。第二次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前后持续一年之久，规模、涉及的问题以及所达到思想高度也超出第一次。两次大讨论对于理清思想、明确方向，加深对文学大众化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推动文学深入工农起到了重要作用。几乎与有关大众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同时，一批左翼作家走向工农，并创作出一些初步显示出大众化实际的作品。萧红、柔石等人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明显地显示出向工农大众的靠近。

但文艺大众化的真正实现，文艺与工农群众的真正结合是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作家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认真解决对待工农群众的感情问题，创作出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解放区的作家响应这一号召，转变立场，转变观念，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群众熟悉的形式创作出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白毛女》、《吕梁英雄传》、《小二黑结婚》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艺大众化的趋势历经曲折，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