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一批作家运用小说形式探讨现实社会问题，这类小说后来被称做“问题小说”。问题小说通常出现在社会转型期。新旧社会矛盾摆在作家面前，迫使他们去研究，去反映。这种研究与反映以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先导，又是这种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翻开五四前后的《新青年》，只要看看目录，就会发现当时知识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之广泛。诸如国家、政体、道德、文化、家庭、教育、宗教、妇女、青年、劳工等等，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况几乎无所不包。全国几百家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讨论。这些讨论在社会上激起反响，也必然影响到文学，文学原本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问题小说的产生也与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有关。茅盾曾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谁之罪》、易卜生的《娜拉》等先后翻译介绍过来的作品为问题小说和问题剧，这些作品对当时作家的思想启蒙和促进中国问题小说的诞生，都起着重要作用。

广而言之，一切面对人生、反映现实、涉及社会问题的小说都可以算做问题小说，但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又有特定的含义，它是指那些“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作品。它们主要出自那些思想激进，对现实不满又涉世未深，思想还不够成熟的青年作家之手。他们有强烈的变革愿望，但又不清楚或根本不知道变革的途径何在。提出问题仅仅在于引起警醒。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叶绍钧的《隔膜》、《一个朋友》、《一生》，王统照的《春雨之夜》、《霜痕》，庐隐的《海滨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杨振声的《贞女》，欧阳予倩的《断手》等都是这类作品。“只问病源，不开药方”既反映了思想的高度，也反映了思想的局限。这种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造成的。当历史还没有展现出某种必然的前景，作家很难有超越历史的先见之明。

从事“问题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如叶绍钧、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此外还有新潮社的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等人。他们之所以纷纷创作这类小说，与他们信奉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这观念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封建士大夫的消闲工具。其中虽也有人提到“宗经”、“传道”，但就对下层社会的关注而言，显然无法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作家们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相比。这是真正眼睛向下的文学观，和维护王道正统有天壤之别。文学要为人生，所以作家敢于直面现实，揭露社会矛盾，而不屑于以神怪、艳情麻痹读者。

为人生而文学的问题小说大多采用写实手法。作者大多以现实社会作为写作的蓝本，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历、所闻如实地展现出来。当然，在写实中也能见出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的作家用词清丽，如冰心，有的笔法简洁，如叶绍钧，有的饱含激情，如王统照，在题材的选取方面也能显示出作家的生活背景。问题小说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和社会各个阶层，十分广泛。虽然它还不能为社会的变革提供现成的答案，却是了解当时生活和人们情绪的不可多得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