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杰出诗人。他们的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李白的诗豪放、飘逸，充满浪漫气质；杜甫的诗沉郁顿挫，以写实为主。李诗和杜诗给人的这种不同感受，就是由不同风格造成的。

文学的风格犹如人的面目。千人千面，文学的风格也千差万别。晚唐诗人司空图就把诗歌的风格分为 24种，诸如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等，这还是举其大者，概略而谈。至于具体到每一个作家和作品，风格的类型更是数不胜数。同样的题材，你这样写，他那样写，即使是同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也不尽一致。

在我国，风格一词最早被用来指称人的风度和品格。魏晋时期，一些文人名士隐匿山林，不事权贵，不图世俗享乐。他们的这种做法受到推崇，人们便用有“风度”有“品格”来赞誉他们。后来风格一词被引入文学领域。文学风格，包括作家风格和作品风格。一个作家如果在创作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便有了自己的风格。决定作家艺术风格的内在因素是作家的精神气质，包括个性、爱好、文化修养、艺术趣味、世界观等各个方面。这些又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因此作家风格的形成，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限定。在艺术创作中，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运用和意境的创造，直接受到作家个性精神气质的影响，也最能反映作家的风格。例如李白生性潇洒，“十五观奇书”，青年时代寻道拜访佛，遍游名山大川，又嗜酒如命。特殊的经历孕育了他那狂荡的心态。所以他的作品多写仙境、梦境，形式不拘一格，情感喷薄而出，不加节制，并充满奇丽惊人的幻想。《蜀道难》开篇就气势不凡：“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从蚕从鱼凫说到五丁开山，全用渺茫无凭的神话传说，烘托蜀道奇险的气氛。这样的处理惊世骇俗，引人入胜，也只有李白能写出来，难怪人称李白为“诗仙”。

作家的风格表露在作品中，就形成作品风格。我国古人早有“文如其人”之说，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风格即是人”，这些说法都表明了作品风格与作家风格的深刻联系。其实，作家风格和作品风格本来就应当从一体的意义上去理解。没有作品风格，作家的风格从何而言？没有作家的风格，又哪来作品的风格？作家风格与作品风格同为文学风格，之所以有不同称谓，是观察的角度不同。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时代的背景，因此，风格有时代性。时代风尚对文学的整体风格起着规范作用。建安时期，人的个性开始觉醒，文学也走向自觉。但是当诸侯割据，战乱不已，现实既不能为人的发展也不能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所以当时的诗风以“慷慨悲凉”著称。唐开元、天宝年间，国势强盛，社会生活繁荣，当时的诗歌中则常常盈溢泱泱大气，取向积极，也多浪漫气质，李白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到了杜甫生活的年代，中原发生了安史之乱，社稷不稳，国势衰微。盛唐时期诗歌的那种泱泱大气不见了，悲吟取代了放歌，离乱成了惯见的题材。

除时代性以外，风格还有民族性。特定民族作家的作品会表现出本民族的社会生活景象和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艺术趣味。在我国古典诗词中，“杨柳”一类的形象就用得很多。“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采薇》中的一段，表现游子归来，佳人不再的凄苦心境，在这里，杨柳已不止是客观景物，它象征着游子对往昔缠绵情爱的记忆，被赋予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也描写杨柳，从中，人们却感受不到这种意境。风格的民族色彩表现在对本民族人物心理、行为方式、社会环境和语言表达方式的独特选取和处理上。

风格的形成，是作家的创作臻于成熟的表现。风格的多样化是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