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诗无达诂”。“达”是“最终”、“最后”的意思。“诂”是解释。“诗无达诂”就是对诗不存在最终的归于一统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欣赏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欣赏永无止境，创造永无止境，理解也永无止境。所以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欣赏过程中的创造，严格说来是一种再创造，必须以作品提供的形象为基础。具体地说，这种再创造又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运用联想和想象，对形象进行复原和补充。这与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特点密切相关。语言所能达到的具体性都是相对的。例如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塑造了奥勃洛莫夫的形象。这是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至要人喂饭、要人系鞋的贵族青年。奥勃洛莫夫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这个人，而是作者用文字描绘的。尽管作者对奥勃洛莫夫的描绘不可谓不细，但奥勃洛莫夫真的要在读者心中活起来，还要经过一个由文字的具体到内心的表象具体的过程，这就要借助想象和联想。读者对文字形象的复原和补充往往都结合自己的经验，你想的和他想的并不完全一样，在这里，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很可能和作者心目中的形象已出现了差别。其二，复原和补充虽然受到已有文字形象的规范和制约，必须循着固有的性格逻辑进行，却又不是亦步亦趋，只从形象中被动地接受一些东西，相反，一旦形象在读者心目中得到复原，读者就会带着被它所唤起的全部激情和理智，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开掘，从而发现一些蕴藏在形象深处，甚至连作者也没有发现的东西。例如还是那个奥勃洛莫夫，冈察洛夫只是凭着自己的艺术敏感写出了他，他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有怎样的意义？作者自己也没能想清楚。奥勃洛莫夫作为“多余的人”的典型意义是由俄国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揭示的。他指出奥勃洛莫夫之所以“多余”，是因为虽然他对俄国农奴制社会有所不满，但贵族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和周围的民众格格不入，毫无行动能力。他注定永远不会站在政府的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的方面，他的出现预示着贵族阶级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杜勃罗留波夫从奥勃洛莫夫身上开掘出了新的意义，它与冈察洛夫笔下的形象有联系，又不等于就是那个形象，所以冈察洛夫坦率地承认是杜勃罗留波夫和他一起创造了奥勃洛莫夫。其三，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往往渗进自己的感情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原有形象的情感趋向以至性格特征。《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称为“奸雄”。但曹操在不同读者心目中的感受历来就有很大差别。恨之者唯见其“奸”，爱之者唯见其“雄”。根据原作改编的《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中，曹操之“雄”远多于“奸”。可见改编者在欣赏原作时对曹操的形象特征已有所取舍。

人们之所以乐于欣赏文艺作品，当然首先是由于被文学作品中的精彩场面与人物所吸引。而一部优秀作品之所以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品的内含丰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列宁曾经盛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文学能教导人、鼓舞人，我在一个夏天里把《怎么办》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无独有偶，保加利亚革命者季米特洛夫也曾说，是《怎么办》指引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文学欣赏中的再创造活动为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使读者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感；读者的精神世界在创造性的欣赏中不断丰富，文学形象的生命力也在创造性的欣赏中不断延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欣赏中可以随心所欲。除受既定的艺术形象制约外，欣赏中的再创造还受到欣赏者的思想水平、生活经验、艺术修养的制约，因而再创造也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