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不同风格

风格难讲，上面第8.1.2节已经谈到。难，因为小的差异不容易分辨；大的差异虽然特点明显，却不容易叫名，勉强命名，如雄浑、冲淡之类，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想说明总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但风格又确是实有其物，比较明显的如《庄子》和《荀子》，李白和杜甫，我们对比着读，总会感到面目或韵味相差很多。风格来自表达方面的特点，这特点经过比较就可以更加明显。用这个办法，由战国时期起，我们可以找到几乎是无限的风格的差异。这里当然只能谈一些最显著的，或说气味最浓郁的。以先秦诸子为例，《孟子》和《荀子》相比，前者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江大河，一贯而下；后者就不同，而是正襟危坐地讲道理。《论语》和《庄子》的差别更大，前者朴实恳切，像是温厚的老年人谈家常；后者就不然，而是风云舒卷，变化莫测。汉朝，相类的作品，如《史记》和《汉书》，贾谊的赋和张衡的赋，都是同中有异。差别大的也不少，如《淮南子》和《论衡》，前者深奥而后者浅易；《古诗十九首》和曹植的诗，前者用朴素的平常话写，后者就不然，而是加意修饰，不只意境求优美，而且文字求华丽。其后的陶渊明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分别也是这样，陶朴素而谢藻饰。

南北朝时期，风格方面的差异有了大的发展，就是出现了“文”和“笔”的分别。文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说：“文者，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可见所谓笔是指平实的应用之文，如论、记之类，文是指音律讲究、辞藻华丽的美文，如诗赋之类。有些人两者兼长，有些人不能两者兼长，如《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宋文帝问颜延之几个儿子的才能，颜延之说：“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说，儿子没有父亲高明，不能既长于写应用之文，又长于写美文。其实，就当时的风气说，美文是列在上位的，所以就是无韵之文也不能不学诗赋的藻饰。这就为后来风格方面的最大差异（朴素和藻饰）埋下了种子。南北朝以后，文笔的分别不大有人注意了，可是朴素和藻饰的对立却没有消亡，而是经过转化，成为古文和骈体的长期不合流。这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不再赘述。

古文和骈体的大分别之外，我们翻开文学史，通过对比，还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许多风格方面的显著差异。比如《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都是南朝作品，可是风格迥然不同，前者骈四俪六，精雕细琢，后者用谈闲话的格调写，其中还常常搀入当时的口语。人也是这样，庾信和颜之推都是南朝末年人，流落到北朝的经历也相似，可是我们读《庾子山集》和《颜氏家训》，感到风格很不同，前者花团锦簇，后者质朴无华。唐宋的诗词也是这样，如元（稹）白（居易）和温（庭筠）李（商隐）相比，范成大和黄庭坚相比，柳永和吴文英相比，都是前者浅易，后者艰深，前者质朴，后者雕琢。明朝的前后七子和公安派相比，风格的差异更为明显，前者诘屈聱牙，后者浅易自然。最后，还可以比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执笔为文，前者简直是想用白话（因为是在“五四”以前，所以力不从心），后者则是想学《尚学》的典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