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口语的关系方面下手，有困难；从时间的早晚方面下手，也有困难。剩下的唯一的路是商店印广告的办法，大道理不讲，只说铺面里卖的是什么货。这像是也有点因果倒置，因为就文言说，这是暂不管它是怎么回事，而先辨认哪些文献是文言写的。这自然是不得已，——其实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不能不接受常识，根据常识，我们的文献库存，哪些是文言，哪些不是，绝大部分是清清楚楚的。还可以加深一步说，这方面的常识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植根于基础上的相当一致的认识（即使没有表现为明确的定义），我们是可以甚至应该看作不误的。因此，我们想知道文言是什么，最好是，也只能是把这些资料集在一起，看看都有哪些共同的性质；这共同的性质不是非文言的作品所具有，所以就成为文言的本质属性，或说可以用这些组成定义。

2.3.2战国两汉作品可以充当标本

有些小的困难是，文言，就时间说，大同之中有小异（如《尚书》与《史记》）；就一部书或一篇文章说，性质有时不很纯（如《世说新语》和公安派的小品文）。所以聚集资料，用作标本，还要取重舍轻，或取一般而舍特殊。重要的是时间方面的，由甲骨文、金文到章太炎、王国维，我们要取哪一段为标本？幸而有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已经为我们选定了，是“文必秦汉”。我们还可以说得明确一些，是战国到两汉这一段，不只可以当作标本，而且是过去都承认是标本。以前，如金文、《尚书》《诗经》，当然没有人敢说不足为训，可是下笔写，就不用那些为猫，照样画虎。还不只如此，如袁宗道在《论文上》中所指出，《史记》引用《尚书》，曾改“畴”为“谁”，“俾”为“使”，“格”为“至”，“厥”为“其”。这是因为，在司马迁眼里，《尚书》的有些词语已经同他的笔下有距离。时间方面标本有定，后一种小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为有了标本，用文言表意，不管一个人的笔下怎么不纯，我们总可以分辨哪部分是文言，哪部分忽然跑了野马，成为白话。（如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是用文言写的，末尾说：“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和“哥哥”是跑了野马，成为白话。）

2.3.3文言有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

战国到两汉这一段，流传到现在的文献不算少，时间有先后，地域有南北，内容包括各方面，作者的学派、性格、造诣等更是千差万别，因而笔下不可能如出一辙。于是，概括其性质，我们就不能不取其大同。幸而事实上是有大同。这大同表现在词汇和句法方面。词汇方面，数量太大，我们难于具体说。只举一点点例，如名词，既可以说“犬”，又可以说“狗”，可是只能说“豕”，不能说“猪”；动词，“走”的所指是跑，表示现在的“走”，要说“行”；形容词，没钱不能说“穷”，要说“贫”。语气词分别更显著，“的”“了”

“吗”“啦”等都不能用，要用“之”“乎”“也”“矣”等。句法方面，分别虽然不像词汇那样明显，却是有些决不许逾越的鸿沟，如只能说“惟予马首是瞻”，不能说“惟瞻予马首”；只能说“未之有也”，不能说“未有之也”。总而言之，是表示某种意思，都要用那一套里的某种选词造句的习惯，念出来要是那个旧调调。旧习惯，旧调调，有约束力。魏晋以后，直到清末，有些人明白标榜学秦汉，更多的人学而不标榜。自然，由于时代变了，笔下难免因不得不新而出现一些小的违离（如“是”由指代词而渐渐兼系词），但就系统说，不管怎样变，它只能在系统之内变，不能闯到系统之外，所以仍然是以秦汉为标本的文言。

2.3.4求美的子孙仍是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