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

（2）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扼理，不得已向诸人道，遮里作一场狼藉。忽遇明眼人见，谓之一场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什么事，欠少什么，向你道无事，亦是谩你也。须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头，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什么道理。汝欲得会么，都缘是汝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间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祖，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莫是不拟心么，更有什么事？珍重。（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九，云门山文偃禅师语录）

一般通文的人如果不研究中古语，念念，一定会感到生疏，有些地方不能确知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不全通。可是我们都承认这是白话，不是文言。可见给文言下定义，光是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也不行。

2.2.3以口语为标准随机应变不妥

但是，脱离口语偏偏是文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文言和白话》）重要，难41文言和白话于割舍，似乎就不如设法调停，用个就事论事的办法，说文言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所谓脱离，或者是脱离当时的口语（也就必致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史记》《汉书》之类；或者是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尚书》《论语》之类。这办法近于对症下药，由功效方面看相当好，它使我们能够断定，《史记》《汉书》之类是文言，《尚书》《论语》之类也是文言。不过这样东食西宿，理论上有问题。其一，我们怎么知道，对付《史记》《汉书》之类可以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尚书》《论语》之类不能用“当时的口语”？很明显，那是因为先确诊了“症”，所以知道应该用什么药，就是说，因为早已认定《尚书》《论语》之类是文言，《史记》《汉书》之类也是文言，所以其后才决定用“现代的口语”对付前一个（不这样，《尚书》《论语》就可能成为白话），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后一个。这是因果倒置，或先斩后奏。其二，作为定义，提出的本质属性不能适用于同类事物的全部，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2.2.4从时间方面分辨不明确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主张改用白话写，说文言是古人用的死语言，白话才是现代人用的活语言。这是从时间方面说明文言和白话的分别，错不能算错，可是意思不够周密，也没有触及要点。因为，一，古人写的不尽是文言；章太炎、王国维等不能算古人，可是写的仍旧是文言。二，死语言，就算早已死了，如果把它看作研讨的对象，总该说明它究竟是具有什么性质的语言，才能使人有个明确的认识，只是从时间方面说它已成过去是不够的。

2.3.1要依常识先认定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