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上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的。不要说别个，就是我自己所教的，也是如此。那么，照着方才所说的“既知即行”这句话，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却又不然。高等小学的毕业生，虽有一半要去谋生了，但其他一半，是要升入中学的。现今中学里的国文先生，大半是那前清的老秀才老翰林，吃过“十年窗下”的苦味，所以一言一动，多含着八九分酸气。就因为他自己日日浸在酸气里，所以他要求的，自然是要有酸气的学生，这也是“同声相应同类相求”的老例。他所求的既然是要有酸气的，而我所造成的却是没有酸气的，那就不能合他的意思了，那就不能蒙他的赏识了。如此，岂不是我误了一般“殷殷向学”的学子么？（盛兆熊《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例（1）是文言的枷锁还套在脖子上，想白而白不了；例（2）是穿着长袍短褂勉强学引车卖浆者流，虽然也的了吗啦，味道却不对；例（3）是用力求白，时时处处设想口语怎么说，写出来却既没有口语的活泼味，又没有白话文的典重味。这表明那是草创时期，旧的，羁绊多，新的，样本少，步步需要自己试着走，自然就难免深一脚浅一脚。这现象使我们领悟一件事，是写白话并不容易。

15.4.2三十年代

这是借用现在流行的一个名称，让它指1930年前后，白话文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三十年代中期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一部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目的是总结一下文学革命的情况和收获。共计十册（由各门类的名家分编），除《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史料索引》三册以外，都是文选，计小说三册，散文两册，戏剧一册，诗一册。原定只收1917年到1927年的作品，实际也收了少数稍后的作品。照刚才说过的三十年代的所指，这部书只能反映这阶段前一部分的情况。可是内容已相当丰富，以《史料索引》目次的大项为例，包括“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七部分，其中作家收142人，创作和翻译的编目（包括子目）占一百几十页。这还是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而白话所写当然常常不是文学作品。前一部分这样，后一部分，如果算到四十年代末，时间要加长一倍，作家和作品之多就更可想而知。

上面是说量大，更值得注意的是“质”的成就。这可以举那时期的名作家，鲁迅等为代表，他们的笔下已经不是草创时期那样的，而是创造了既鲜明流利又深沉委曲的新风格。这新风格源远流长。源是古今中外。古，大部分是文言，外是英、日等国，今中是当时所谓“国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虽然像是杂凑，却巧妙而自然地融会到笔下，成为浑然一体。这方面的实例，连中学生都读过不少，如《阿Q正传》《藤野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荷塘月色》《春蚕》《寄小读者》《子夜》《骆驼祥子》等等都是。至于流长，以后会长到哪里，难说；但我们总得承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笔下成家的，都从那里吸收了不少营养。

这三十年代的白话文，除了小说、剧本等的对话以外，与口语的关系是“不即不离”。不即，是不同于口语，以鲁迅的杂文和冰心的散文为例，北京人大致是说普通话的，可是我们走遍王府井和前门大街，也不会听见同于鲁迅杂文那样辛辣、冰心散文那样细腻的话。不同于口语，有原因，前面第12.1.3节已经谈过。还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半个世纪以前，周作人给俞平伯的《燕知草》写跋，其中说：“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可见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感到，书面语，尤其文学作品的书面语，应该比口语多点什么。我的想法，这就是在鲜明流利之外，还要加上深沉委曲。这深沉委曲，是来自内容的精粹和深远，以及表达方面的精炼和典重。有了这些，它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文”，而不是照录口语。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同样重要，是“不离”。这是说，它的格局是口语，词语等也来自口语或可以入口语，因而如果照字面念，也不至于使听者感到“不像话”。如下面几段文章就是这样。

（1）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徐志摩《自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