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是白话里大量引用文言作品（经常是诗词）。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入话之前引诗词十一首；《西山一窟鬼》，开篇是一首集句词《念奴娇》，然后举各句的出处，共引词十七首；故事当中夹用诗词以求画龙点睛，更是各体小说的常用手法。这样大量引用，当然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得美，突出重点。此外，还有一种受影响更大的，是干脆用或绝大部分用浅易的文言。最典型的例是《三国演义》，如开头一段：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这虽然够不上地道文言，但作为话本系统的作品，文言的气味总是太重了。

其五，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话不然，虽然大多用所谓官话，却常常不能离开方言。原因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文言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独立，自然就不受口语的约束；白话不然，照口语写，作者口中的语就必致影响手中的笔。文言还没有定形的时候，方言有可能在书面语中占一席地，这我们可以从《楚辞》《尔雅》和扬雄《方言》里找到一些痕迹。定形之后，方言渗入的可能几乎没有了，文言成为各方言区的通用语，因而江苏的顾炎武才可以和山西的傅山用笔墨交往。白话照口语写，严格说，就是用官话写的话本，也不能没有一点方言的成分。但一般是量不大，或不是鹤立鸡群那样明显，可以不在话下。有比较明显的，如《金瓶梅词话》里有山东话；《海上花列传》，对话部分用苏州话；《何典》，杂用了苏州、上海等地的话。在戏曲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现代的越剧、川剧等地方戏，用的都是方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还可以比比了解的难易。现代白话与文言比，当然是文言难，白话容易。宋元以及更靠前的，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但又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专就难点（指生僻的词语和说法）说，文言难，有个边际，而且绝大多数可以遵循老路走通；白话就不然，而是没有边际，想得确解，常常苦于无处查证。举例说，《鲍参军集》和《世说新语》都是南朝初年的作品，前者是纯文言，后者夹杂一些白话，我们现在读，总觉得前者问题少而后者问题多，即使参考旧注，一些南朝的口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常常难于搞清楚。宋元白话也是这样，即如“莫须有”，我们现在还在引用，究竟是什么意思？解说的人不只一位，直到吕叔湘先生解为“恐怕有”或“别是有”（《语文杂记》第二条），像是才取得多数人的首肯。其实，白话有些词语难解，是很多人早就感觉到的，所以过去也出了些诠释的书，如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等。但终归是条目有限，不能解决可能遇见的所有难题。

11.2白话的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