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远各省，人民的活动比较少，通商和外邦人士的往来没有那么频繁，同时居民的流动也没有那样多，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变动也没有那样大，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天才和风尚的话，是应该到边远的省份去研究的。在首都地方，你可以走马看花地看一下；但在远离首都的地方，你就要仔仔细细地观察了。真正的法国人不在巴黎而在土伦；麦西亚的英国人比伦敦的更具有英国的风味；加利西亚的西班牙人比马德里的更带有西班牙的特点。正是在远离首都的地方才能看出一个民族的特性和没有混杂一点外国色彩的地地道道的样子，正如在最大的半径的尖端才能最准确地量出一个弧形的面积一样，我们在边远的省份才最能看出一个政府的好坏。

关于风俗和政府的必要的关系，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极其详细的阐述，所以，要研究这种关系的话，最好是阅读这本著作。但一般地说，我们可以用两个明显的标准来判断政府的相对的好。一个标准是人口。凡是人口日见减少的国家，它就是在趋向于灭亡的；而人口日见兴旺的国家，即使是很贫穷，它也是治理得很好的。

不过，这里所说的人口，必须是由于政府和风俗而自然达到的结果；因为，如果人口的数字是由于殖民地的人民凑起来的，或者，是由于偶然的或暂时的原因而达到的，则殖民地和这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原因正好表明那个国家是治理得不善的。当奥古斯都颁布种种取缔单身汉的法律的时候，这些条例的本身就表明罗马帝国在衰亡了。正当的作法是，应当用政府的善政去促使人民结婚，而不能用法律去强迫他们结婚；用暴力的办法而达到人口的增长，我们是用不着去研究的，因为人们对违反天性的法律会想办法逃避，使它变成一纸空文的。我们要研究的是因风俗的影响和政府的自然的倾向而达到的人口增长，因为只有风俗和政府才能产生永恒的效果。好心的圣皮埃尔神父主张对每一个个别的弊病采取小小的补救的办法，他不追究它们共同的根源，看是不是能够把它们一下子同时加以纠正。对于一个病人身上的烂疮，我们不能采取一个一个地分别去治疗的办法，而应当使他生长那些烂疮的血液通通变得很干净。据说，英国用奖励的办法去发展农业，我看不出这个办法有什么好处，这恰恰证明那个国家的农业是不能长久发达的。

第二个表明政府和法律的相对的好的标准也是体现在人口上的，不过体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体现在人口的数量上而体现在人口的分布上。两个面积和人口都完全相等的国家，很可能在力量上是极其悬殊的；其中比较强盛的那个国家，其人口是很均匀地分布在它的领土上的；没有大城市，因此也没有那种表面的繁华的国家，终究是能够打败它的对手的。一个国家之所以弄得很贫穷，正是由于它有大城市的缘故，因为大城市所生产的财富是一种表面的和虚假的财富，也就是说，金钱虽多，而实际的益处却很少。有些人说巴黎这个城市抵得上法兰西国王的一个省，而我却认为它反而是花掉了他几个省的收入；巴黎在各个方面都是由外省供给的，外省的收入大部分都流入了这个城市，而且一流入之后，就再也不能到达老百姓和国王的手中了。说来也真是想象不到的，在本世纪的理财家中，竟没有一个人看出：要是把巴黎这个城市毁掉的话，法国要比它现在这个样子强盛得多。人口分布得不均匀，不仅对国家没有好处，而且甚至比人口减少对国家的害处还大，因为人口减少最多是不产生什么作用罢了，而人口分布不均匀则将产生负作用。如果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都以他们的首都很大而感到十分骄傲，而且还互相争论到底是巴黎还是伦敦的居民众多的话，我认为，这两个人无异乎是在那里争论到底是法国还是英国的政治最糟糕。

你走出城市去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民，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如果你只对政府的表面形式，只对它那庞大的行政机构和许多官吏的官腔官调进行研究，而不同时通过那个政府对人民产生的影响，不通过它的各级行政机构去研究它的性质，那也是研究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形式的差别实际上在各级行政机构之间是存在着的，所以，只有把它们全都考察一番，才能把这种差别看出来。在某一个国家里，你可以通过一个部的下级属员的行为去研究那个部的风气；在另一个国家里，你可以通过国会议员的选举情形而研究那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不过，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只看城市的话，那是不可能了解那个国家的政府的，因为政府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做法是不一样的。然而，构成一个国家的是农村，构成一个民族的是农村的人口。

在边远的省份按照各个民族原始的天才的质朴状态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一个总的看法，充分证明我在本书内封页上引录的那一句话是说得很对的，可以使人类的心灵感到极大的安慰；这个总的看法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结果发现所有一切的民族都是很好的；它们愈接近自然，它们的性情便愈是善良；只有在它们聚居城市、受到文化的熏染而败坏的时候，它们才趋于堕落，才把某些尽管是很粗俗然而是没有害处的缺点变成看起来很文雅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