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争论哪一种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而没有想到每一种形式的政府都可以在某种情况下成为最好的政府，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又成为最坏的政府。在我们看来，如果承认各个国家行政官的人数应当同公民的人数成反比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地说，民主政府适用于小国，寡头政府适用于中等的国家，而君主政府则适用于大国。只有根据这样一个探讨的线索，我们才能彻底了解公民究竟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不是可以分开；才能了解什么是祖国，它实际上是由什么组成的，每一个人凭什么来判断他有祖国还是没有祖国。

我们就每一种文明社会的本身对它们进行了这样一番研究之后，我们还要把它们加以比较，以便探讨它们之间种种的不同的关系：它们之中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它们彼此攻击、互相侵犯和互相摧残；在这接连不断的一来一往的侵害行为中，造成了许多的悲惨事件和丧失了许多人的生命，所以，如果让人们保持他们原始的自由的话，也许还不至于遭到这样大的牺牲。我们要研究：我们在社会制度中行使的自由是太多还是太少；当各个社会各自保持其自然的独立的时候，受法律和多数人制约的个人是不是就既不受两种状态的害处，也得不到两种状态的益处；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与其有几个文明社会，毋宁连一个文明社会都没有还好些。这种混合的状态岂不是本想使人分享两种状态的益处，结果是一种状态的益处都得不到，"既不让人做战争时期的准备，也不让人享受和平时期的安宁"么？这样一种部分的和不完全的联合，不是要产生暴政和战争吗？而暴政和战争不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吗？

最后，我们还要研究：要医治这些弊病，是不是可以采取联盟和联邦的办法，让每一个国家对内自主，对外以武装去抵抗一切强暴的侵略。我们要研究怎样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联盟，怎样才能使这种联盟维持久远，怎样才能使联盟的权利尽量扩大而又不损害各国的主权。

圣皮埃尔神父主张欧洲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以便在它们之间保持持久的和平。这种联合办不办得到？即使说办得到，我们能不能够断定它可以维持长久？这样去探讨，必然会直接地促使我们去研究国际法，从而达到阐明我们在国内法中难以阐明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阐述战争法的真正的原理，并且要研究为什么格劳修斯和其的人所说的原理完全是错误的。

我一点也不奇怪：正当我阐述这些问题的时候，聪明的爱弥儿会打断我的话向我说："当我们按照法则，十分严密地一步一步地修起这座大厦的时候，也许人们还以为我们用的是木材而不是人哩！""是的，我的朋友；不过你要知道，法则是不会向人的欲念屈服的，对我们来说，问题首先是要论证政治学的真正原理。现在，我们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且来看一看人们在这个基础上修建的东西，你将看到许多有趣的情景咧！"

于是，我叫他阅读《太累马库斯奇遇记》，走太累马库斯所走过的路，我们寻找快乐的萨郎特和几经忧患而变得很聪明练达的伊多梅内。一路之上，我们发现了很多的普洛太西拉斯，而菲洛克勒斯则一个也没有找到。象多尼人的国王阿德腊斯特那样的人并不是没有的。不过，我们且让读者去想象我们旅途的经过，或者，象我们这样随身带着一本《太累马库斯奇遇记》去游历；至于作者本人想避免或者在不知不觉中所走的一番弯路，在这里就不提了。

不过，爱弥儿并不是王子，而我也不是神，所以，尽管我们不能摹仿太累马库斯和门特那样施恩于人，我们也不感到难过，因为没有哪一个人比我们更善于按自己的身分做事，也没有哪一个人比我们更不愿意作不符合我们的身分的行为了。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负有同样的使命，任何一个人，只要真心爱善和全力为善，就能完成他的使命。我们知道太累马库斯和门特都是虚构的人物。爱弥儿在旅途中并不是那样懒懒散散、一点事都不做的，假如他是王子的话，他还做不出他所做的那些事哩。如果我们都是国王，我们就不能成为行善的人了。如果我们既是国王又是行善的人，我们就会每做一件好事（其实是我们从表面上看来认为是好事），就会做出千百件真正的坏事。如果我们既是国王又是贤人，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和为别人所做的头一件好事，就是放弃王位，重新变成我们现在这样的人。

我已经讲过为什么游历对许多人是有害的。对青年人来说，游历之所以更加有害，是我们使他们在游历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不对。由于一般的教师所关心的是游历的乐趣而不是游历对青年人所给予的教育，所以他们带着青年人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看了这个宫廷又看那个宫廷，会见了这一界的人又会见那一界的人；或者，如果教师是一个学者或文学家，他就会使青年人把他们的时间消磨于涉猎图书，消磨于观赏古迹，研究古老的碑文和翻录古老的文献。他们每到一个国家，就去钻研前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以为这样就是在研究那一个国家。因此，他们花了许多旅费，跑遍了整个的欧洲，研究了许多鸡毛蒜皮的事情，或者把自己弄得十分厌倦之后回来，仍然是没有看到任何一样可能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东西，没有学到任何一样可能对他们有用的事情。

各国的首都都是差不多的，在那里混杂不清地居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和流行着各种各样的风气，所以是不能够到首都地方去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巴黎和伦敦在我看来是一个样子。居住在巴黎和居住在伦敦的人尽管有某些不同的偏见，但他们彼此相同的偏见却也不少，而他们实际的作法也完全是一样的。我深深知道出入于这两个地方的宫廷里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也知道人口的聚集和财富的不平等将产生怎样的风气。只要你把一个拥有二十万居民的城市的名字告诉我，我马上就知道那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即使说那里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也值不得我跑到那里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