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主张学现代史，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它没有什么特色，不仅是由于我们这些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且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不想出风头，都想描绘一些有浓厚色彩的形象，而结果，那些形象是描绘得什么也不象的。一般来说，古代的历史学家刻画人物的时候是比较少的，在他们对历史事实所作的评断中也是灵感少而常识多的；但尽管这样，在他们当中还是要进行很大的选择，在开始的时候，不应该选最有才气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应该选最朴实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不喜欢拿波利毕或萨路斯特的著作给一个青年人看，塔西佗的书是适宜于老年人看的，青年人是看不懂的。在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去探查以前，要先从人的行为中去观察人心的最初的特色；在研究原理之前，必须先弄清事实。教条式的哲学只适合于有经验的人。青年人不要普遍地去研究一般的东西，他所研究的应该是个别的特殊事例。

在我看来，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真正的模范。他叙述史事而不加他的评语，然而他也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有助于我们自己去评判历史的情景。他把他所讲的事实都展示在读者的眼前，他自己不仅不插身在事实和读者之间，而且还远远地躲开；这样一来，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是在读史书，而好象是亲眼看到了那些事情。可惜的是，他自始至终只讲战争，我们在他的书中所看到的差不多都是世界上最没有教育意义的事情--打仗。《万人撤退记》和《凯撒评传》这两部著作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差不多的。忠实的希罗多德不刻画人物，不讲教条，但其文笔很流畅和天真，书中充满了趣味盎然、使人喜欢阅读的情节，要不是那些情节往往变得象小孩子讲故事那样简单，因而是易于败坏而不是培养青年人的兴趣的话，他也许就要算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了。读他的书，必须要具有鉴赏的能力。我还没有谈到李维，不过，以后就会轮到谈他的时候的；这个人是政治家，也是修辞学家，所以不适宜于向这样年龄的青年讲他的著作。

一般地说，历史是有它的缺点的，其原因是由于它只能记载可以确定其人物、地点和时间的著名的重大事件，然而造成那些事件的日积月累的原因，是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加以记述的，所以总付缺如。人们常常在一场胜仗或败仗中去寻找一次革命的原因，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前，那次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了。战争只不过使那些由精神的原因所造成的事情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而精神的原因，则是历史学家很少看得出来的。

哲学的精神已经把本世纪的几位史学家的思想向这方面扭过来了，但是我很怀疑，真理是不是能通过他们的著作而得到阐发。他们各持一说，不仅不努力按事情本来面貌去描述，反而要事情去符合他们各自的一套看法。

除了以上几点外，我还要补充的是：历史所描述的是动作而不是人，因为它只能够在几个选定的时刻，在他们衣冠楚楚的时候，抓着他们的样子来描写；它所展示的，只是经过事先的安排而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人，它不能跟着他到他的家中、到他的私室中、到他的亲友中去看一看，它只是在他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描绘他，因此，它所描绘的是他的衣服而不是他那个人。

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倒要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因为这样一来，那个人要逃也逃不掉了；历史学家到处都跟踪着他，不让他有一会儿喘息的机会，不让他躲在任何角落里逃避观众的锐利的眼睛；正是当他自以为躲得很好的时候，历史学家反而把他看得清清楚楚。蒙台涅说："传记家只要把他们的兴趣更多地放在思想上而不放在偶然的事情上，更多地放在出自内心的东西上而不放在形之于外的东西上，那么他们做的传记我就喜欢阅读，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来选去还是选读普卢塔克的著作的原因。"

是的，集合成群的人的倾向，或者说民族的倾向，跟个别的人的性格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不在人群中去研究人的话，我们对人心的认识也是很不全面的；但是，我的看法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对，我认为，为了要认识人类，就必须从研究个人着手，谁能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人的倾向，就能够预见它们在一个民族中的综合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借鉴于古人，其原因一则是由于我在前面所讲过的理由，再则是由于在现代流行的文体中都略而不谈所有一切虽然很平凡然而是很真实和典型的情节，以至使各个人物无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舞台中出现的时候都经过了一番打扮。种种清规，要求史学家做书也象做事那样必须一本正经，有些事情虽然可公开地做，但不许历史学家公开地说；同时，由于他们始终只能把人物作为角色来描写，因此，那些人物只有在舞台上我们才认得，而一到了书中，我们就再也认不出来了。历史学家枉自为国王一次又一次地写百十回传，我们再也找不到苏埃东尼那样的历史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