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第二个层次，对五星（他们与日、月合称七曜或七政），又一一作了谴责和评判。《晋书天文志》说：“岁星（木星）以德，熒熒惑（火星）以礼，镇星（土星）有福，太白（金星）兵强，辰星（水星）阴阳和。”但它们都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天职，或主德不仁，或执法不中，或乖性为祸，甚至主宰法律，一手遮天。虽有“太白真将军”，但在天已“失一眼”的情势下、英雄无用武之地，“ 项骨脆甚春蔓菁”，号为骁将的郦定进，头颅被人割青草似的砍将下来。语言凝练、形象而有深意，将天文人事弥合无间，虚实相生，酿造了一种独特、离奇的艺术意境。

总之，天官全混乱了，诗歌进入第三个层次。诗人提出：“ 如今宜，三台文昌宫，作上天纲纪。”三台、文昌皆星名。《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史记天官书》索引：

“文昌宫为天府”、“文昌精所聚，昌者扬天纪。”即，这是一个文臣荟萃、立法司政的机关。法立而令行，诗人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计划，即整顿体制，削减冗员，除了“二十八宿”、“北斗”之外，他如“弧矢”、“天狼”、“牵牛”（痴牛）、“织女”（騃女）、“蚩尤^{[chī yóu]}”、“天鼓”、“枉矢”、“天狗”之属（《汉书天文志》：“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应尽行“拂除”，归併月光。诗人说，这种大胆的举动，似乎曾经有过，但不彻底，半途而废了，以至有今日月食之殃。这大约是诗人有感于宪宗对吐突的纵容姑息。诗人认为，要张扬纲纪，不立刑法，不除弊诛奸，那就是纸上谈兵。在这个问题上若软弱与徘徊，将有“郭公”之亡的悲哀，“善善又恶恶，郭公所以亡。”“郭公”典出有二。其一是《春秋庄公二十四年》公羊穀梁二传皆谓古“失地之君”，然其事语焉不详；而左氏又无传。宋人刘敞、孙觉以“郭公”为“郭亡”之误，谓指僖公二年晋借道于虞以灭郭的事。其二见《乐府广题邯郸郭公歌》，其序有“北齐后主高纬，雅好傀儡，谓之郭公，时人戏为《郭公歌》，及将败，果营邯郸，高、郭声相近..尽如歌言”云云。总之，郭公之亡，亡国之亡；或轻信他人，或身似傀儡，都是君主立国兴邦的祸害。

“善善”，善其所善；“恶恶”，恶其所恶。“又”字于诗意不可解，疑当作“不”，意思是说善其所善，而不恶其所恶，即主德而不主刑，那就是懦弱的仁慈，会有奸狂为逆的灭国之祸害。

全诗的第五段，以设问作答的方式，说明了《月蚀诗》的创作意图。自古以来，人们有重日食而忽略月食的思想，认为两者相较，月食不是大的灾祸。《汉书五行志》引《诗传》云：“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犹常也，日食则不臧（善、福）矣。”所以《春秋》有日食而无月食的记载。诗人批判了墨守陈规的疑惑，反对把大唐和衰周作简单比附，表示了自己对唐帝国的肯定和信心，希望最高统治者以月食为警诫，刑德并举、政治清明。诗的结尾说：“顺天完两目，照下万方土，更不瞽（目盲），万万古。”与开篇相应，结构严密完整。

至于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色，我们仅仅指出两点，其一是散文化的写法。全诗融记述、描写、抒情、议论（第二、三、五段甚至有议论色彩太强的弊病）为一体，句式三、四、五、七言兼用，且杂以文言、口语；写法开阔、自如，但层次井然有序，章法可观。

其二是风格诡异险怪。全诗虽然表现了“谗邪蔽明”、“登天无航”这个自楚辞以来普遍的思想感情，但其具体构思和形象塑造却是独创新奇的，这里不是楚辞的华丽、高昂、哀怨，而是一种充满愤恨和奇气的诡异、险怪和咄咄之势。两者都体现了韩派诗歌的共同特色。诗有难读处，也有可读性（这正与当时“元、白体”的通俗不同），是一首从思想到艺术都有代表性的政治讽刺诗。长诗短说，攻难于坚，在懂得了历史背景和有关天文知识的基础上，此中妙处，读者当有更多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