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正在粉刷墙壁。我穿着一件最脏的工作服，这使我非但不象一个高明的医生，连个能干的副食售货员和理发师傅都不够格。我们的工作服——也就是职业标志，厂里为了省钱，买成同饮食服务业一样的白大褂了。我刷完房子就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但这并不妨碍它现在使我狼狈不堪。

“我是药批的，姓……”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他说到药批的时候充满了骄傲感，好象全银河系的居民都知道药批是药物批发站的缩写。

我看也没看，就把名片揣进散发着石灰味的白大衣左上口袋。形形色色的药批我见得多了，如今是买方市场，没有人象他这么趾高气扬的。当然喽，最主要的是我现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我不是个漂亮的女人，也没有名贵的衣物，但我愿意自己是个清洁的女人。当我鼻梁上溅满四周干缩翘起的白色圆点时，我可不愿意会见这么漂亮的不速之客，而且还是个男人。

他当然是做了准备的，象希特勒当年偷袭苏维埃俄国。皮鞋亮得象刷了多层紫红油漆。头发烫着半大花，很优美地弯曲着，似煮得半开未开的方便面。裤线笔直。头发长过耳垂。碎花硬领衬衣，结一条黑色领带。

我并不想仔细打量他，但以上印象纷乱地跳入眼帘，使我对他（她？）的性别归属产生困惑。幸好没抹口红，不过这也不能算铁证如山，女人也有不抹口红的，比如我。

一旦产生好奇，我对他（她？）倒有了几分兴趣。这简直是一个医生的耻辱，连男女都分不清，男女当然是有区别的，在医学教科书上，那区别用彩色图谱揭示得令人膛目结舌。可惜猿人在学会用火之前，就知道用棕榈叶把这区别遮盖起来。这种人类最早的包装，如今发展到登峰造极了。

对于我基本漠然的欢迎态度，他宽宏大量。“以前我们好象没见过面……”他一边解嘲，一边做出深刻回想的样子，好象一直准备回忆到万恶的旧社会。

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拯救了他：“我是刚聘任的卫生所长，以前是个普通医生。您就是以前来过，也并不一定能记住我。”

“新所长，新面貌。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他的声音低哑浑厚，这使得性别问题恍然大悟。声带应该算是很显著的性器官，以前的教科书上强调不够。

“我想同您单独谈谈。”他穷迫不舍。

最初的尴尬已经过去，仅这副邋遢相已印入他的瞳孔里抠不出来了，我也就不再计较。他的目的是推销药品，总得给他一个答复。货比三家，以后也许用得着。我不想当死牛筋一样的知识分子，也得掌握点商人的油滑。

“就在这谈吧，这儿挺好。”我说。顾客是上帝，我有自知之明。

“这儿不适宜。”他很果断地拒绝。

我只好把他领进一间单独的房子。墙壁刚粉刷光，青里透白，象雪洞一样明亮。早先房顶上渗雨滋生出的青苔，也被披上一层莹白，象珊瑚一样毛茸茸地很有质感。白灰真是个好东西，我终于懂了“粉饰”这个词的妙处。

“您身先士卒，把卫生所修理得很漂亮。”药批（原谅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或者说一开始就没记住或者干脆就没打算记）张望四周，抽动着鼻子说。

我未置可否。谦虚的人在遇到未经深思熟虑的表扬时往往如此，姑妄听之。

“可漂亮的外表往往勾起人们更高的心理要求。不能设想人们走进豪华的酒店只是为了去吃大饼油条。要知道您开的是医院，不是徒有门面的会客厅，所以，收拾完了这些表面的活计，您就得进药，尤其是进好药。您就得找我。咱们今后打交道的时候长着呢！”他不卑不亢地对我说。

我有些气馁，被他打中了要害，是的，我不是一个瓦木工或是一个油漆匠，而是一个医生，自信为一个挺不错的医生，繁重的体力劳动真能使人上瘾，看到墙壁由脏变白，在产生深刻疲倦和自豪感之外，也产生健忘。你会觉得也许自己原本就是干这个的。

也许这一切都源于我的虚荣心，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原来的卫生所污浊不堪，使医务界最常见的白色变得凤毛鳞角。我上任后希望耳目一新，最简单最迅捷的方法就是用油漆和白灰粉饰四壁，给人以改天换地的陌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