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鸿逵的训教。徐氏原文称：

“时在北大研究院的钱玄同听说此事后，甚为生气，把商鸿逵叫去狠狠训了一顿，认为一个尚在读书的研究生，不应该去访问什么赛金花，更不应该为风尘女子立传。商鸿逵从钱玄同那儿恭恭敬敬地退出来，又跑到时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适之处，向胡氏详尽地汇报了撰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这一段文字，可同时看出：钱、商、胡三个人的处世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固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于此，不过随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于世而已。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后，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滥于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

1991年5月23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