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本传称：

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

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著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他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他先后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于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