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