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说：死生亦大矣。所以他常服用五石散，希望延长寿命，结果促短了寿命。苏东坡一生达观，死前也感到恐怖。僧人叫他身往西方极乐世界，他回答说实在没有着力处。

总之，生，母子虽经过痛苦，仍是一种大的欢乐；而死，不管你怎样说，终归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

在大难之前，置生死于度外，这样的仁人志士，在中国，历代多有。在近代史上，瞿秋白同志，就义前的从容不苟，是最使后人凛凛的人。毕命之令下，还能把一首诗写完。刑场之上谈笑自若。这都是当时《大公报》的记载，毫无私见，十分客观。而“四人帮”的走狗们，妄图把他比作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不知是何居心。这些虫豸，如果不把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贬低，都除掉，他们的丑恶形象是显现不出地表的。而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又迅速灭亡了。这是另一种人、另一种心理的死亡。他们的身上和手上，沾满和浸透了人民的和革命者的血和泪。

1985年10月18日

谈“补遗”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流浪，衣食常常不继，别的东西买不起，每天晚上，总好到东安市场书摊逛逛。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不久中央书局出版了这本书。很快在小书摊上，就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上画了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连想也没相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两角钱买一本《译文》，带回公寓去看。我也想过：《补遗》的定价，一定很昂贵。

今年夏天，我买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发表。有一天，一位老工人作家来看我，谈到了这部书。他说：

“我也买到一部。亲戚朋友，都找我借看，弄得我很为难。

借也不合适，不借也不合适。过去，我有一本补遗……”

“啊！”我吃了一惊，“你在哪里买的，价钱很贵吧？”

“一两角钱，解放前在天津，随便哪个书摊上，都可以买到。”他说。

“那你买的一定是翻版，我在北平见到的，定价很高。”我不知为什么，谈的很认真。

“这种书，还有什么原版翻版？”他笑了笑说，“小小一本携带方便。我读了好多遍，甚至可以背过。我还借给几个青年作家看过。现在大家买了洁本，如果有我那本小书，打印几份，分赠有这部书的同志，大家一定高兴。”

“嗐！”我笑着说。“你那不是精神污染吗？”

“什么污染不污染，不是为了叫大家读读全文吗？”他说，“可惜我这本小书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我把它烧了。我怕人家说，工人作家读这样的书！”

这位工人作家，写了一辈子四平八稳的文章，小说中除去夫妻互相鼓励当模范，从来没有写过男女间的私情。“文化大革命”，因为出身工人阶级，平日又不得罪人，两派都说得来，两派出的造反小报他一块拿着去代卖。也就平平安安过来了。现在有好几个官衔在身，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快乐安康。

使我吃惊的，不是他买了这一本书，是他竟能背过。无怪乎当代小说家，都说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了。据人文洁本标明，共删去一万九千字，过去的洁本，删的就更多些。

这个数字，可以和普式庚的小说《杜勃罗夫斯基》，梅里美的小说《卡尔曼》相当。如果他能背过这些书，他的小说，可能写得更开展一些吧。这是我的迂夫之想。他能背《补遗》，却也没有影响他的文字工作，没有影响他的生活作风，他是一个公认的规规矩矩的人。

解放这个城市时，我们接收一家报馆，在我的宿舍里，发现一本污秽小说，是旧人员仓促丢下的。好多日子不敢来取，后来看着我们的政策宽大，才来取走。他是个英文翻译，一身灰败之气的青年人。可见那时，读这种书的人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