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有删节。古尔德，美国人。

古尔德20世纪20年代，在洞穴的沉积岩中发现了我们的非洲祖先（或至少是我们最近的亲戚）。但是这些南方古猿〔南方古猿〕从猿到人过渡阶段中的晚期化石代表，因为1924年首先在南非汤恩地区发现一具头骨化石，所以称“南方古猿”。与以前人们认为的“缺失环节”应该的样子不符，许多科学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谱系中的真正成员。多数人类学家想象，在智力增加的推动下，从猿到人有一个相当和谐的转变，缺失的环节在身体和脑方面都应该居中间状态──阿里?乌普〔阿里?乌普〕美国卡通人物，是原始的尼安德特人的造型。或驼背的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欧洲早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1856年发现于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小洞里，故名。的古老（而错误）代表。但是南方古猿却不是这样。比较身体的大小而言，它们的脑确实比任何猿都大，但大得还不够。我们脑大小的主要进化发生在我们到达南方古猿阶段以后。然而这些脑不大的南方古猿却像你我一样地直立行走。怎么能这样呢？假如我们的进化是由于脑增大推动的，那么像直立姿势──另一个人化的“标志”（并不是偶然的特征），怎么能最先产生呢？辛普森①〔辛普森〕美国当代生物学家，现代达尔文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利用这个疑难说明：

即使预测有牢固的基础，有时预测发现也有惊人的失败。有一个进化中的例子，就是未能预测发现“缺失环节”──现在知道的（南方古猿）──是直立的，还可以制造工具，但是相貌和脑能力则像一只猿。

我们必须将这种“惊人的失败”主要归因于一个不易察觉的偏见所导致的不正确推测：我们凭借脑的能力（而不是其他）统治其他动物；脑的增大必定推动着动物进化到所有阶段，在整个人类学史上一直认为直立姿势比增大的脑次要。19世纪最伟大的胚胎学家冯?贝尔〔冯?贝尔（1792—1876）〕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在我敬重的科学英雄中，他仅次于达尔文）在1828年写道：“直立姿势只是脑高度发展的结果……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所有差异都由于脑的构造不同。”又过了100年，英国人类学家G．E．史密斯写道：“使猿成为人的，不是采取直立姿势或清晰语言的发明，而是脑的逐渐完善和心智结构的慢慢建立，直立姿势和讲话都是一些附带的表现。”

面对这种对脑重要性的齐声强调，有少数科学家坚持认为直立姿势是首要的。弗洛伊德在论述文明的起源时，根据的是他的极为独特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直立姿势使我们的主要感觉由嗅觉转为视觉，这种看法是他于19世纪90年代写给朋友威廉?弗雷斯的信中开始提出的，在他1930年的论著《文明及其不满》中达到顶峰。人类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性活动（性活动是作家热衷的一个主题），持续的性活动巩固了人类的家庭，并且开创了文明；具有严格交配周期的动物不能极大促进家庭结构的稳定。弗洛伊德总结道：“文明的必然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建立在人类采取了一种直立的姿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