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战西突厥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苏定方随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讨西突厥贺鲁部，苏定方任前军总管。此次战争，西突厥出动了大批精锐骑兵。唐军至鹰婆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两军展开恶战，唐军前锋苏海政部受阻不进。此时苏定方正率部在山间休整，无意中发现突厥主力就在对面山岭上，便“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人，获马二千”，突厥人马遭受突然袭击，死伤惨重，所弃军需物资“绵亘山野，不可胜计”，战况出现了转机，开始变得对唐军有利起来。但是由于副大总管王文度的嫉妒和大总管程知节怯敌，致使唐军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整日在原地操演，致使“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对此定方心如火焚，进言道：“本来讨贼，今乃自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最终唐军无功而还，大总管程知节、副大总管王文度等人皆因胆怯畏战和参与杀俘谋财被撤职查办，唯苏定方却因主战有功而被提升为行军大总管。

再征西突厥—俘贺鲁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与西突厥的战争再一次爆发，擢升为行军大总管的苏定方总督唐军，“自金山之北指处木昆西突厥将领部落，大破之。”唐军攻势如潮，给各部突厥以极大压力，逼使其中一部共万余帐来降。苏定方一面安抚降众，一面继续挥军深入。突厥首领贺鲁率十万人马来拒唐军，而此时定方手下仅万余人，据《旧唐书苏定方传》记载，当时情形十分险恶，“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面对这以一比十的形势，苏定方临阵不乱，沉着指挥，他命步兵列阵据守中央开阔地，集中所有长兵器向外；他亲率精锐骑兵，排阵予北面高坡。突厥大军先冲击唐步兵阵，三冲末动，于是“定方乘势击之，贼遂大溃，追奔三十里，杀人马数万”。在这次战斗中，苏定方发挥了高超的战术指挥水平，扭转了局面，使唐军从气势压倒了对方。第二天，苏定方未给敌人以喘气的机会，率唐军又起攻势，逼使贺鲁手下众将纷纷来降，唯贺鲁带亲兵数百骑逃脱。唐军乘胜追击，所过之处蕃邦部落莫不归附，追至伊丽河今新疆伊犁河，又与贺鲁残部发生激战，贺鲁残军几乎遭到全歼。但是贺鲁却再一次逃脱，于是苏定方“遣副将萧嗣业追捕之，至石国今苏联塔什干一带擒之而还。”这次击败西突厥，苏定方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了唐高宗的赏识，升迁为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其子苏庆节也被封为武邑县公。

平定葱岭之乱——俘多曼

不久，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昆仑山等一带三国复叛，叛军首领多曼自恃兵勇城坚，以马头川为据点，不断侵扰。苏定方受诏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伐。这一次作战，苏定方改变战术，“选精卒一万人，马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到天明时，唐军离城只有四十里了，由于唐军出乎意料地直捣其老巢，“多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两军交战，叛军大败，退守城池，苏定方指挥军队将城门死死堵住。等到晚上，各路唐军纷纷赶到，四面围困，并伐木制造攻城器械，遍布城下。多曼自知不免，只得出城投降。这次由于苏定方派出快速部队长途奔袭，直插叛军心脏，完全打乱了叛军的计划，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兵贵神速”这一军事原理得到出色运用的战例。待凯旋回朝，唐高宗在乾阳殿又一次召见了苏定方，“定方操多曼特勒献之”。从此葱岭以西平定，苏定方因功“加食邢州钜鹿三百户，转左卫大将军”。

东征百济--俘义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