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彻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却得不到足够的安眠药。

他的手臂在战争中负过伤，被扭打后旧伤复发，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好长时间。

他的腿伤久不痊愈，每天被押往饭厅吃饭，短短的30 米路程，竟要“走”

50 分钟，没有人敢去扶他一把。

他吃的是最劣等的饭菜，有时还给他吃剩饭馊菜，吃了整日拉肚子，他旧有的胃病也复发了。

他只剩下七颗牙齿了，但得到的主食却常常是啃不动的硬窝头。

重病和伤痛使他不能起床走动了，可身边的人谁去为他打饭，就会被骂成“保皇兵”。他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刘少奇病得越来越厉害。医生和护士不敢好好诊治，每次为他治病前都要先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还要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医生用听诊器敲打他，用注射器乱捅他。刘少奇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因为，他要活下去，要活到正义和真理战胜的那一天！为此，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1968 年夏天，刘少奇突发高烧，很快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当时的办公厅有个负责人对抢救的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被开除党籍，给党的‘九大’留活靶子！”

这场大病，使刘少奇再也无力起床了。医生向上级提出要让他住院治疗，但被否决了；又请求摘掉病人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刺激，也被拒绝了。因为长期卧床，刘少奇的双腿肌肉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太多被扎烂了，护理记录上明白地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刘少奇已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着生命。

病痛和窒息，常常使他伸出双手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什么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这种惨状，便把两个硬塑料瓶塞在他手里，不久，这两个瓶子竟被刘少奇擦成了“小葫芦”..生活对于刘少奇，已经是一种惩罚了。活下去，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

但刘少奇从来没有想过要自杀。

他等待着，等待着..可是，刘少奇等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他被荒唐地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了！

更为残忍的是，这个在10 月31 日通过的决议，一直没有通知他，直到11 月24 日，刘少奇70 岁生日的这一天，才让他知道。刘少奇当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聚在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病痛，一起爆发了！他的血压骤升，体温也升到40 ℃。他不再紧闭双目，而是圆睁怒目！从这一刻起，刘少奇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

他只在心中反复默念着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又顽强地生活了一年多。

1969 年10 月17 日晚，一位办公厅负责人来到中南海关押刘少奇的房间。这时的刘少奇，浑身骨瘦如柴，气息奄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插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医护人员说他“随时可能死亡”。这位负责人根据上面的命令叫人通知刘少奇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把脸扭向另一边，不肯看报纸上的大字。护士又把报纸送到另一边，刘少奇干脆闭上了双眼。刘少奇的老卫士长凑在他的耳边，把这句话念给他听。刘少奇听见了，仍然一言不发。

晚上7 点钟，刘少奇被送上了飞机。这时，他全身赤裸着，因为原来的衣服穿烂了，没人帮他换，更没人帮他补。他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放在担架上抬走的。9 点钟，飞机降落在河南开封机场。刘少奇又被用救护车送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小院关押起来。小院内外如临大敌，高墙铁门终日紧闭，屋内有岗，屋外有哨，在这里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从此失去了自由，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接触..深秋的夜风侵袭着刘少奇虚弱的身体。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39 ℃，不住地呕吐。但有关负责人却宣称刘少奇“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紧接着，北京又来了指示：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药，追回一部分；不准到外面买药..这一切安排，显然是要置刘少奇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