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福舒特喜出望外．激动得双手直颤，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根头发，放入白色的塑料袋里。

“您别客气，多取几根吧！”拉素克会长恳切地说。

福舒特表示感谢，他说：“这是千金难得的珍宝，有一根够了！”

福舒特带着一根拿破仑的遗发，回到瑞典，立刻用电话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联系，要求协助检验遗发。史密斯不等福舒特讲明情由，便一口答应了。于是，福舒特把拿破仑的遗发用挂号寄往苏格兰。

1960年7月，他收到史密斯教授的回信：“根据我的新方法检验分析，该样品含砒霜10．38微克。它说明所检验的对象曾服用过大量的砒霜..”

福舒特知道，人的头发正常含砒霜量大约是百万分之零点八微克；而拿破仑死时头发的含砒霜量竟是正常人的十三倍。经过史密斯教授的化验，福舒特的论断得到证实。对于一个热切追求科学真谛的人，还有什么比肯定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值得高兴的呢？

但是，福舒特并未让喜悦冲昏头脑，他清楚地看见，距离胜利的终点还有漫长崎岖的征程。他仿佛听见四面八方的质问：这仅仅是一件样品的试验，也许，这头发已经是受了外界的污染；或者根本不是拿破仑的头发，谁能证明这一点呢？他知道，要证明拿破仑确实死于砒霜中毒，必须得到更多的遗发，作更多的化验。为了求得帮助，他决定先找史密斯谈谈。

1960年8月，福舒特乘客机飞到英格兰的格拉斯哥市。在史密斯的实验室里，他聆听教授讲述最新的毛发检验方法，他的感觉是，检验结果无可指责，但是，仅有的一根毛发已经毁掉，在没有得到第二根遗发之前，是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化验了。

史密斯教授问：“福舒特先生，你能否告诉我，谁是这根头发的主人？”

时至此刻，福舒待才告诉他：“这根头发，是拿破仑波拿巴的。”

刹时间，史密斯教授的脸变得苍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这位有名的英国教授想到拿破仑的死因可能归咎于他的祖国，而自己正是站在审判台前的证人，内心惶惶不安了。

“教授，请您放心，”福舒特宽慰他，“我有十足的凭证，证明贵国政府与拿破仑之死无关。”

不料，史密斯教授却勃然而起，满脸怒气地说：“我不管这些，我是一个苏格兰人！”

或许他们都意识到自己过于敏感了，稍停一会，忽而纵情大笑起来..过了一段时间，福舒特再次向巴黎的拉素克会长求得几根拿破仑的遗发。但就在史密斯教授正要继续进行化验时，拉素克会长又急如星火地将遗发索回。法国政府担心类似的化验会被认为是对英国当局的怀疑和谴责，引起不必要的国际争端。

化验不得不暂时中断。可是，格拉斯哥的会晤，使福舒特和史密斯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决心携手合作，要千方百计地把化验进行到底。

福舒特与史密斯和瑞典病毒学家安德斯沃森合作写了一篇题名为《拿破仑之被害》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对拿破仑遗发单项化验的情况，发表于1961 年10 月14 日英国的《自然》杂志。这篇论文激起了许多拿破仑研究专家的强烈斥责，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但是，时隔不久，福舒特接到一个叫克利福德格雷的瑞士纺织品制造商打来的电话，说他有五十根拿破仑的头发，是拿破仑的内侍让阿布哈姆诺韦拉兹在皇帝逝世的当天剃下来的。格雷为自己能助福舒特一臂之力高兴，并说要亲自把头发送到格拉斯哥，供史密斯化验。

就在史密斯专心地进行化验的同时，福舒特根据安通马尔基医生、马尔尚和另一个内侍的记录，把拿破仑生命最后七个月的病况逐日排列成表，这张表足有好几尺长。从表上的情况看，拿破仑的病情呈起伏状，每次刚好一点的时候就又突然恶化，这说明他在七个月中曾六次服用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