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习惯和偏见使人们对无名之辈的声音充耳不闻，直至1959年秋天，国内外报刊所有关于拿破仑死因之争的论著还没有一篇稍稍提到福舒特的观点，人们仿佛根本没有看过他的文章，不知道他的存在。这真叫福舒特伤心不已。

福舒特恼怒之余，又冷静地思索，意识到要冲破历史形成的偏见和习惯，在论战中独树一帜，光靠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必须拿出震撼人心的铁证。而要拿出铁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检尸。这可能吗？

拿破仑的尸体早在1840年即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葬于巴黎残老军人院；墓上覆盖着重达三十五吨的大理石，铁铸铜浇般地严密封盖。一个普通的瑞典牙医要想查验法国人视若圣贤的民族英雄是否死于砒霜中毒，这岂非白日做梦？想到这里，连福舒特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

凭福舒特的医学知识，他知道虽然不能复验拿破仑的遗骸，却可以通过化验死者的头发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在拿破仑所处的时代，头发是伟人死后常见的遗物。毫无疑问，当年伴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的大臣内侍，怀着对皇帝的耿耿忠心，一定也会剃下拿破仑的头发，当作稀世之宝珍存，代代相传。福舒特相信，这些大臣内侍的后裔至今还有人珍藏着拿破仑的遗发，他可以不惜代价地求取。不过，照当时的技术，作一次化验需要五克头发，也就是说约需五千根拿破仑的头发，这样看来，其难度似乎又不亚于揭开拿破仑的墓盖。但是，福舒特并不灰心，为了找到铁证，以证实自己的论断，他不惜倾家荡产，即使跑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拿破仑的头发。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福舒特到哥德堡市图书馆翻阅新出版的科技杂志，在一本《分析化学》中，突然看见一篇介绍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检验毛发的文章。按这位教授的方法，仅需一根毛发即可达到预期的检验目的，这是毛发检验史上新的突破。这消息使得正一筹莫展的福舒特大力振奋，欣喜若狂。

福舒特迫不及待地给拿破仑的后嗣某王子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要求恩赐一根“先帝”的头发。不久，王子复函约福舒特面谈。1960年5月，福舒特偕同他的妻子从瑞典来到巴黎。一下火车，他就打电话与王子联系，可是王子已经改变了主意，避而不接电话，他不想跟一个出身微贱的牙科医生交往。这样一来，福舒特就很狼狈，进退维谷，踯躅街头。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转求“拿破仑专家协会”的会长亨利拉素克。拉素克曾是巴黎残老军人院军事博物馆的董事，也是路易马尔尚所著《回忆录》的编辑之一。他在自己的寓所里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瑞典的客人。福舒特开门见山他说明了来意。会长也很干脆地告诉他：“我的博物馆里有他的遗发”。

会长把福舒特引进了他的私人博物馆，从琳琅满目的陈列品中，拿起一只制作精细的小木盒，盒盖上有一行已经褪色的字迹：“先帝圣发，马尔尚珍藏。”显然，这就是拿破仑的内侍长马尔尚的盒子。马尔尚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只盒子：当年，在拿破仑停止呼吸以后，他的头发被剃下来，由近臣内侍们分别保管。马尔尚也分得一份，他把皇帝的遗发珍藏在这个小木盒里，作为永久的纪念。至于这个木盒怎样到了拉素克的手里，时经139年，恐怕是一言难尽。

盛情的主人打开木盒盖子，取出里面的锦包，一层层揭开，露出一绺柔软微红的头发。他慷慨地对瑞典牙医说：“你需要多少，自己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