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小学同学聚会的前一个晚上，我几乎彻夜睡不着觉。四十五岁以后，本来我就增添了失眠的毛病，加上从未参加过同学聚会，兴奋和期待将我的睡意绞杀得无影无踪片甲不留。临近六点时，我迷迷糊糊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做的还都是和同学聚会有关的梦，乱七八糟。由于是周末，曲斌和曲航起得比平时晚，而且我家的规矩是周末休息日不吃早饭，因此我可以先占据厕所。

我大便时看曲斌昨天从工厂带回的报纸。自从我失业离开工厂，同时也失去了看公费报纸的权利，曲斌就力所能及地将他的班组被工友看过一遍的报纸拿回家给我看。由于工厂想将公报据为己有的人不在少数，曲斌每周只能抢到一两次。我一边拉一边看报，当我翻到第三版时，我看到了胡敬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整一版，题目是《论防范金融风险》。我每次看胡敬的文章都有一种感觉：他使用的这些字是一个老师同时教我们的，怎么他就能利用这些字为自己和社会谋利益，我却不行呢？

我狼吞虎咽将胡敬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直到曲斌来敲厕所的门。我得承认，知道自己一会儿能见到胡敬时看他的文章，确有亲切感。

我出门前，被丈夫和儿子从头到脚审查了一番。

“妈穿上爸的这件衣服还真是不错，如果头发全是白的就更派了。”曲航说。

“裤子差点儿。” 曲斌说。

“吃饭是围坐在餐桌旁，看不见裤子。”我说。这是我最好的一条裤子。前年花18元在地摊买的。

“爸，从咱家骑车到黄帝酒楼多长时间？”曲航问曲斌。

“一个小时。”曲斌说。

我们家没人知道黄帝酒楼的位置，我们从没在餐馆吃过饭。曲斌昨天下班后，专门去黄帝酒楼给我“踩道”。回家后，曲斌给我画了从我家到黄帝酒楼的路线图。

“现在是十点半，我该走了。”我看表，说。

“太早了。”儿子说。

“早点儿也好，骑慢点儿。”曲斌说。

我拿上自行车钥匙，准备出门。

“你带了多少钱？”曲斌问我。

“五元。”我说。

“怎么也得带十元。”儿子说。

“带上五十元。”曲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我。

“带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咱们家几天的伙食费？”我不接钱。

“我知道你不会花，但一定要带。”曲斌说。

我接过我们家的巨款，小心翼翼装进内兜。

我在丈夫和儿子的瞩目下离开家，我不是去参加聚会，而是乘坐时间隧道光速列车返回童年。

我骑着那辆跟了我十年侥幸没丢的自行车前往黄帝酒楼。据说，骑了十年还没丢的自行 车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中国区世界纪录。曲航已经丢了三辆自行车。对于我们家来说，丢自行车等于别人家丢汽车。

我和机动车行驶在同一条马路上，我口无遮拦地将机动车排出的废气吸进自己的肺部。

我的心情很好，我清楚我不是往黄帝酒楼骑，我是往童年骑。我想见我的小学同学，我知道那是激动人心的场面，每个同学的脸都是沧海桑田。

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对于我已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最近我的左腿膝盖时常莫名其妙地疼痛，好像只能弯曲不能伸直，伸直了就疼。我从43岁以后，身体的一些零件就开始怠工，进入更年期后，它们甚至联手向我示威，还组织了工会和我谈判，当然这是我的比喻。我现在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听众，我得感谢你听我说话。我脑子里诸如身体零件组织工会向我摊牌这样的奇怪念头不少，但我从不向别人包括家人说。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格。看书多的人爱胡思乱想。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以把看书后获得的胡思乱想转变成财富，而像我这种人，要么清楚地知道自己只能想，不能说出口，要么被别人当精神病看待。发言权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有声带就有发言权。

我骑到黄帝酒楼时，时间是差十五分钟十二点。黄帝酒楼外观很气派，仿古建筑将中国帝王的封建形态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只面目狰狞的石狮子把持着酒楼的大门，它们脸上没有丝毫因自己的石狮祖先把不住国门而内疚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