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次，我们再没有提酸菜罐，也没有穿草鞋，我们是毕业生了，毕业生应该有毕业生的体面。校园里很冷清，并没有多少老师和学生，野草丛生，墙上到处是被雨淋得已经肮脏不堪的大字报。据说这里曾做过一派组织的营地，高高的院墙里设有木架，还堆放着破砖和桌椅板凳腿儿。门卫已经很老了，患着哮喘，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剧烈地咳嗽，只说一阵咳嗽完毕，但又“咔咔咔”地咳起来，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倒担心他从此就要过去了。我们吓得忙去扶他，他却又活了来，口里吐出吊线的痰来。俄语老师抄着手，踽踽地走过来，他看见了我们，喜欢地说：“毕业啦？”我们说：“毕业啦！”我们突然觉得应该送老师一件礼物，但我们身上什么也没有。我上课的座位总是在头一排，老师教卷舌音的那堂课，他一直站在我的课桌前，他的唾沫溅湿了我的课本，也溅湿了我的脸，我不擦，一动也不动。老师说：“回家了，有空儿得翻翻书，学俄语还是有用的。”还有什么用呢？国家已经与苏联反目了，即使专业人员也已没有了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机会，何况我们毕业了，就永远去做农民了！告别了老师，我们觉得他有点迂腐，一转过墙头就笑起来。说实话，我们很快乐，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一趟一趟步行15里到学校去了，再也用不着整日背诵那些枯燥的俄语单词和数学公式了！

我们领取了毕业证，在校园里四处走动，破烂不堪的校舍使我们产生了破坏的邪欲，我们抬起了脚，看谁能把脚印按在墙的高处；又左盼右顾，希望能拿些东西带回家去。但是，到处是废纸、砖块和桌子板凳腿儿，所有的教室都上了锁，隔着没玻璃的窗子望进去，我的那张课桌还在，凳子没有了，桌面上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一只麻雀在上边走出几行“个”字。这麻雀前世也是个学生，我这么想。我趴在窗口上，趴了很久，一回头竟瞧见了前边一排房子屋檐下的电线上还挂着一条破布，脑袋里“嗡”地响了一下。一年半前，我们批斗了姓王的老师，批斗的那天许多人上去打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有人就将撕下的一条布扬手一甩，布条便挂在了那电线上。王老师是第二天黎明在商镇的一个水库里投水自尽的，没想到这么久了，那布条还挂在那里！于是，我想起了教生物的刘老师还在不在牛棚？刘老师情况又怎么样？王老师被批斗的前3天，刘老师被剃了光头游街，我的那个头上长疮的同学在她游街时把一双旧鞋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我问：“挂旧鞋干什么？”他说：“她是破鞋！”我那时并不知道“破鞋”是什么。也就是这位同学，我们去西安串联时他是队长，夜里在新城广场排队买毛主席纪念章，我因去了一趟厕所出来，坐在厕所外的台阶上歇了一会儿，他便指责我排队不积极，惩罚我，不给我发买来的纪念章，使我坐在广场上伤心地哭。这时候我想起了刘老师，也就想起了长疮的同学，刘老师头上的头发是不是又长长了，那长疮同学的疮肯定还没好，活该他一辈子长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