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14岁。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

一撮毛儿高翘。我打不过人，常常被人揪了那撮毛儿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回家已经半年了，书包就挂在土墙壁的木橛上，门前的公路上见天有红卫兵在串联走过，扛着呼啦啦的红旗。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从河里摸了七八个老黑鳖，用柳条穿了，站在那里对路过的汽车喊：五毛钱！五毛钱！汽车没有停下，一个红卫兵摇摇晃晃地从那一片冒着白烟儿的路上走来。他是个光杆儿司令，打的是一面“独立战斗团”的旗子，我和堂弟就“嗤嗤”地笑。堂弟穿着的是件花衣裳，动不动就从地塄上抠一点土放嘴里吃。他爱吃土，令我不可思议，就压住他掰开嘴要掏。司令立在那里看了好久，最后提起那串老黑鳖走了，交换的是那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我的脑袋大，军帽戴不进去，但我偏不给堂弟，回家后用剪刀把帽子后沿剪了一个口儿，直戴过了一个夏天和冬天。

许多人开始改名了，改成“红卫”、“卫东”和“卫彪”，我改做“志强”。但这名字没有叫开，因为我姓贾，叫起来是“假”的。30年后，西安的一家夜总会，有人用粉笔在门墙上写了对联：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亲热。横批：钱是真的。我就想到了那次改名。我那次改名倒是一派真诚，只是姓不好。这个姓决定了我当不了“左”派。即使从政做领导，也天生地不会让部下生畏的。

那天，军帽差不多戴得油腻兮兮的，端了碗蹲在猪圈墙上吃早饭。棣花街是世世代代每日吃三顿饭的，9点一顿，14点一顿，晚饭就没迟没早了。据说县城附近的村庄已开始吃两顿饭，这就让棣花街的人非常骄傲。我吃的是煮了洋芋的包谷糁米汤，一边吃一边将碗里的米汤往猪槽里倒那么一点，哄着猪呱呱呱地一阵吞食，一边与同样蹲在另一个猪圈墙上吃饭的人说闲话儿。那人的饭同我的一样地稀，但咂嘴的声音却比我大得多。我们由没有馍吃而说起了吃馍的山外人，又从山外人有馍吃却长得黑瘦如鬼说到山里人饭稀但水土硬人还长得白里透红的。不远处的一个茅房墙头上就冒出一个乱蓬蓬的女人头，恶狠狠地瞪我们。我们是知道她蹲在茅房里的，她是才把自己的女儿出嫁给了山外人，获得了100斤麦子10斤棉花，是故意要让她听的。我们在继续作践山外人，说山外人那么有粮，吃完饭却要舔碗的；舔碗是什么感觉呢？孩子拉过了屎，吆喝了狗来，狗就伸了软和的舌头舔屎尻子！这时长来、安娃、忠勋来叫我，说是去商镇领取初中毕业证啊！

“咱算毕业了？初中才学到一年半就毕业了？！”

“你没有收到通知书？毕业了！”

我把饭碗放在墙头上，心里想，这就彻底不上学了？！那女人提着裤子走去，走到村边的地塄上检查几窝南瓜结下的瓜；突然发现一只瓜被人偷去了，扯着高声叫骂，骂得全村人都听见了心发烧发慌，骂得鸡狗不安宁。但骂着骂着，骂出了一句：“你你妈的吃了我的瓜，让你嘴烂成尻子，让你尻子烂得流血屙脓！”和我说话的那人就拾起了话头，变脸责问你骂谁呢？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痔疮，这几日走路屁股缝里还夹着纸。两厢一交火，骂人没好口，都发急，一个扑上去扇了一个耳光，一个顺地倒抓了一个交裆，双方的家人就闻声赶来了。我害怕，抽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打啥哩，有啥打的，咱领毕业证去啦！”

学校在商镇，离家15里。丹凤境内十之有七都是山寨，平川地就是丹江两岸，而两岸的好地方只有龙驹寨、商镇和棣花。龙驹寨是县城，称城里，棣花称街，商镇就是镇。两年前第一次到镇上，是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的。镇上的街道那么长，正逢着集市，人多得像要把两边木板门石房挤塌了似的，父亲和我好不容易进到镇西头的大集市场上。那里有一棵大药树，几个人搂不过来，父亲去给我买作业本，我靠着药树一动不动地蹲着，看旁边一个钉鞋的，钉一会儿鞋，从怀里掏出个小酒瓶喝一口，真是羡慕死了！后来，父亲过来，牵着我往东走，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饭店的主任是我们棣花街人，头圆圆的，肚子很大，父亲和他说话，我却一眼一眼地盯着锅台上放着的三碗面条。面条已经捞出来时间长了，上边的一层有些硬，旁边的长凳上有个笸篮，里边是烤出的烧饼，一只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我是很长的日子没吃过这样的纯麦面面条和烧饼了，盼望着父亲能买一碗，我毕竟是中学生了，而且棣花的考生我是第三名，难道还不该奖励吗？但父亲没有给我买。我们又往前走，我恨我不是那只苍蝇。在街东头，那里有粜卖粮食的，父亲把那一口袋一口袋的麦粒抓起来看成色、问价钱，又把包谷抓起来看了，问了价钱，最后却和一个卖烂米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烂米是里边有着稻皮角的，吃不成蒸饭，可以做米面儿，价钱便宜。但父亲买不了那一口袋，卖主似乎在嘲笑父亲是教师，挣国家钱的，一口袋的烂米还买不了吗？父亲仰了头沉思着，好像在计算着什么；后来吸烟，烟影在地上呈着土红色，嘟嘟囔囔地说要给孩子报名的，真的没钱了，就买了半口袋。父亲到底是好父亲，他将烂米装在早已拿着的一只口袋里后，却跑过去给我买了一把水果糖，这令我喜出望外！我剥了一块用舌头舔，抬头瞧见旁边铁匠铺拉风箱的小儿在瓷眼儿看我，我立即将糖囫囵含在嘴里，我的腮帮子鼓起了一个包。一直走过了长街，直到学校的门口。校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老头儿威严地坐在那里的长凳上吸旱烟。我知道他是门卫，害怕起来。不知怎么，我不害怕老师就害怕门卫，他头上方写着的“准时到校”四个字，像我在城隍庙里见到“你来了”一样心怀恐惧。父亲和我立在路边，他指点了远处河对面的山说那是商山——山形果真像个商字，我却看它像个坐着的巨人——商山是历史名山，商鞅当年封邑在这里，秦末汉初的“四皓”也曾居住在山上。我听父亲说着，心不在焉，又看了一眼那门卫。中学的门卫比小学的门卫更瘦，脸更凶。父亲说：“糖甜不甜？”我说：“甜！”父亲说：“将来上大学了，我给你买一筐糖！”商山顶上有一朵云彩，停住不动，太阳将四边照得通红通红的。父亲却说：“我就送你到这儿，你去吧，你自个去报到吧！”说完他就推了驮着半袋烂米的车子折身要走。父亲是严厉的，他一旦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原指望他领我去报到，到宿舍里帮我安顿床铺，但他偏要我独自去，我只好拿了一卷钱走进了校门。回头看看，父亲却站在那里，一眼一眼地看着我。

我终于是个住校的中学生了，上衣的口袋里插上了一支乌黑的钢笔，在那个有窗子没有玻璃的宿舍里与两个同学搭铺或与三个同学搭铺。我是尿过床的，也在身上发痒的时候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在窗台上用指甲压死，天明时那里留下一张瘪白的虱子皮。学生灶上的师傅有一颗发红的秃头，给我打饭时总是汤多面少，画过一次他的漫画在第三排教室的后墙上，而且配上一句话：秃，灯泡，葫芦，绣球；也因肚子饥偷吃过学校后院的毛桃，因作文本上错别字多被老师在课堂上示过众。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在学校里文体活动积极参加者都能引人注目，这两方面我都不行，就盼考试，一考试就能显示我的存在了。规定是一周一篇的作文，我几乎一直是一周写两篇。我曾经重写过一位老师为我起草的在全校会议上的讲话稿，也曾经被语文老师关在他的房里替他为别的同学批改作文。学生灶上的饭常常使我们挨不到时候，但为了节省吃饭，星期日回家带来的黑面馍和冷熟红薯，有两天就用开水泡了吃。街西头的国营饭店里，永远在诱惑着我们，我无数次地在那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闻香味，而我仅有一次进去用8分钱买过一碗面条，面条吃完了，发现碗底竟还有一只苍蝇。星期六的下午从来是不吃灶上饭的，赶15里路回家去吃一顿糊涂面。糊涂面即是包谷面糊糊里煮面条和酸菜，算是最丰盛的饭了。我可以一口气吃三大搪瓷碗，肚子就像气蛤蟆一样凸起来，鼓腹而歌。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粮食，提着酸菜罐，徒步再往学校去。这个晚上的宿舍里大家几乎都吃坏了肚子，响屁连天，不停有人跑厕所，天明总会发现有稀屎从门口一直拉淋到厕所去。我提的酸菜罐系儿很短，因为个子矮。村人见到就说：罐罐来罐罐去，回来提个罐罐系儿。我真的常常提罐罐来，罐罐撞碎了，系儿保存着。天晴的时候，我们穿布鞋或草鞋，天一落雨，就打赤脚，我穿破过十几双布鞋和几十双草鞋。村里的一个孤老头子是经年编织草鞋的，他编织的草鞋是用从河滩捡抛死婴的裹布做鞋耳的，穿着那鞋子我总觉得有孩子在哭。穿透了底，就脱下来高高地抛起，让它挂在树梢上或电线上。15里的路边树上和电线上常能看到那些破草鞋，摇摇晃晃的，提示着行人这是一条学生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