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重操旧业，做他的教师，政治上虽不背那沉重的包袱了，但教师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并且受过那样的摧残再如何地笑，笑容也不会灿烂。我呢，与田的恋爱还是悬而未解，虽然母亲已经开始积攒粮食、棉花，织起了土布，因为要订婚，起码给女方240元钱、三套衣服、五个土布的。我反对过母亲做这种积攒，我在院子的梅李树下拍腔子说：“我要找的女的，应该是一分钱不要的！”我说这话时，天上轰隆隆响了一个雷，使我吓了一跳，莫非我说大话了？！母亲也吓得脸色煞白，赶紧对天祈祷，骂我没有尿泡尿照照自己长个什么样？说张狂话天怒人怨的。母亲是温良恭俭让的，父亲平反后，又买了一批粮食，她就害怕引起村人的嫉妒，见谁都客客气气，感谢着人家曾经给予的关照；谁家有红白喜事，立即去行“门户”；她甚至端了升子，给左邻右舍分别送过面粉；而家里来客喝酒，就院门关了，尽量不让划拳声传出去；垃圾里不得有鸡蛋皮。她说：“田家虽然是干部，可不给人家财礼，人家那么大个姑娘就白白给你养啦？”但我拿定主意，要给田谈一次的，财礼我是绝不给的，这并不是我不爱她，也不是吝啬，而是不能让父母为财礼受艰难困苦。可是，田依然没有再到水库工地，得到的消息却是她被提拔成了公社妇联干事。那时候是讲究提拔一批年轻人进入机关的，她属于以工代干，虽然还是农业户口，却每月可以拿十多元的补贴工资了。她的提拔，使我有些丧气，甚至觉得我们的恋爱是不会成功了。因为她正式参加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妻子是国家干部，丈夫是农民的家庭还没有听说过。我就没去再找她，静观她的表现，任其自然发展。当我再次回家，听母亲说，田来过一次家，她是公社的干部了，来村里检查工作，就顺道到了家来。母亲显得异常兴奋，对田的印象颇好，说人长得一朵花儿似的，又会说话，句句都叫着姨，也不羞口，一句一个平娃长平娃短的。我说：“她没有叫你妈？”母亲说：“人家再大方也不能没过门就叫我妈的！我给她20元钱，她死也不接，我说这是规矩，你是嫌少吗？她还是不接，她倒把头巾送给了你妹妹，你没见她那天穿得多洋气哟，她穿的是黑呢子短大衣哩！”我说：“这还行。”去厨房里找剩饭吃。母亲撵我到厨房，说：“你今日回来了，去公社找找她，领回来了我给你们包豆腐饺子吃！”我不去，说：“她还没给她爸说哩，你别高兴得早，八字还没一撇哩！”我返回了工地，继续编印工地战报，但最热闹最有色彩的水库生活似乎过去了，没了两员台柱子的演出队缺少了演出的条件，我也不愿为他们写什么节目，一有空就在另一个日记本上写我的故事。只是在工地收工后，我和电机房的小巩在指挥部门口的石板上下象棋，我又上了棋瘾。这一日，已经吃过晚饭，我坐在工棚给大家念我新写的故事，有人告诉我，南沟的傅先生盖的新房塌了。傅先生是棣花方圆惟一的阴阳先生，虽然不敢公开行事，但谁家盖房修墓，嫁娶埋人没有不黑夜里把他请来掐算方位日子的。他的老宅在南沟的一个洼地里，却偏偏在梁峁上盖了一座新屋，河这边的棣花街上，人一抬头就能看见，都说傅先生能把新房盖在那儿一定是那儿有好穴。但是，新房却塌了！大家议论开来，多少还有点幸灾乐祸。有人就断言，这一定是他的同行给他使了法。因为傅先生有个师兄弟，会鬼八卦的，夜里走路能使法让鬼抬轿，也可以使法让鱼突然掉到谁家院里，让谁家蒸馍蒸出了一笼石头，最后死时是浑身起了蒜头大的水泡。自个说，他一生整过别人，也得罪了一些对手，有高手使了五雷轰法，他破不了，他该死了。这么一说，大家都恐惧起来，我偏详细询问，要把这些事记录在日记本上。但福印狼一样地在指挥部办公室门口喊我，我去了，办公室里坐了我的弟弟。弟弟又是要叫我回去的，说家里有重要事。我当时想，会不会与田的事发生了什么变化，要么，父母不会天这么黑了让弟弟跑来！我们就点着了一根火绳，一路摇甩着跑回家，父亲告诉我的却是从此改变我命运的一宗大事。父亲说：“我一直认为你不应该就这样下去的，你会从山里出去的，现在真的有机会了，大学开始招生了！”父亲很激动，双手又嗦嗦地抖起来，他端了酒盅喝酒，酒洒了一身。我说：“这是真的？”父亲说：“文件已经到县上了，我的一个学生在教育局，他给我打的电话，我赶紧就回来啦！”我说：“上大学，我能上大学吗？”父亲说：“这是天赐的良机！你想想，以前当兵招工，我的问题没解决，公社里又没咱认识的人。这次招生，偏偏我刚落实了政策，教育局也有我的学生，公社的文书也是新调来的。他是和你舅家一个村的人，我感觉这事该到成功的时候啦！”我说：“我的意思……我是初中生，能读大学吗？”父亲倒骂了我一句：“没志气！”他的想法是，只要有机会上大学，课程赶得上赶不上那就看自己的奋斗了，天底下哪儿有轻轻松松的事呢？他告诉我了招生的范围包括初中67届学生，招生并不严格考试，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学校最后只是象征性考试罢了。父亲说：“你应该第一个报名，这消息不几日就会传下来，你得抓紧。好像你不热火？”我说：“热火！”父亲给我倒了一盅酒让我喝，我喝得口辣心烧。第二天，我去大队支书家。支书不在，说是去水库工地了。赶回工地一打问，支书却偏偏又回家啦。我就又往棣花去，我背了一背篓干柴准备作为见面礼，这是福印给我出的主意。以前的参军招工，都是有后门的，或是要送礼的，我一时没钱买酒和点心，福印提议把我存放的柴背去，但我存放的柴不多，他又将他存放的柴给了我一些，送我上路。一路上，我舍不得这些柴，心想事情真能成了还罢了；若事情不能成，这柴就白送了，为砍这些柴，我是不小心用砍刀砍伤过小腿的哩。我黑水汗流地把柴背到支书家的村口倒紧张了，我是从未给人送过礼的，背一背篓柴怎么进人家的门？见了支书又怎么开口说话？想了几套说话的方案，到了他家院门外，门关着，敲了一下没有响动，倒高兴啦！他家没人，是可以躲过求人的难堪啦！我把柴背篓背回家去，父亲没在，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倒催我再去。她没有骂我，而是好言好语劝着鼓劲，我只好抖抖精神，把柴背篓又背去了。天已经黑了，他家的院门这回开着，我低了头往里走，门小，柴捆大，一时又不得进去，堂屋里支书的老婆听见响动喊：“谁？谁？！”我一紧张连人带柴倒在那里，赶忙爬起来解了襻儿绳，把柴往台阶上抱。我说：“支书在家吧？”他老婆说：“在哩。你这是怎么啦，给我家背柴火？”我说：“我从水库上捎了一点柴，这有啥的，年轻人砍点柴值个啥哩！”我进了堂屋门，支书在炕上躺着吃旱烟，坐起来了，把烟锅嘴擦了擦让我吃。我是不吃烟的，我说：“支书，我有个事要给你说的。”支书说：“是指挥部捎什么通知？”我说：“我自己的事，得求你哩。”支书就自己吃起烟，说：“啥事？”我说：“我在工地上找你，说你回来了……我想考大学哩。”说完我就看着他的脸。我看见他愣了一下，他分明是还不知道有这事。他说：“考大学？大学不是停了几年了吗？哪儿的事？”我说了我父亲说过的情况，说：“可能文件很快就到大队的，我先来给你报告的，我父亲是从教育局得到的消息……”我强调我父亲消息的来源，我的意思是要他知道我父亲已经平反了，是人民教师了。我已不再是“可教子女”了！但支书说：“考大学？好嘛！只要你能考上你考吗！这又不是参军呢、招工呢！”他是应允了，我立即如释重负，说：“那我这就算报名啦！”我没想到这么快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好的那一套一套要说服他的方案一个都没用上，我感动得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好支书，应该当一辈子的支书！从他家里出来，我琢磨着我们的全部对话。支书是以为这次上大学要考试的，像往昔考大学一样，而且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所以，他一口就应允了。如果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核上大学，他是不会这么干脆的。事后，果然是这样，等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后，报名的已十多个，竞争得十分厉害。是公社的文书坚持把我列入了报名者的前三名，才没有在第一轮、第二轮中淘汰。而第二年后，村干部都知道了上大学比参军、招工更好，从此就没了一般人的份儿啦。报完了名，我又返回到工地，而父亲却反复不停地走动着。他找到县教育局，找到公社的文书，尽量给人家说好话，还把我编印的工地战报拿给人家看。母亲告诉我，父亲是整夜睡不着觉的，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惟恐有差错。不久，田来了一次工地，因为她的铺盖一直还在原来的民工连里。她取铺盖时来找了我，说大学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到了公社，公社的文书、主任都与她爸熟，她也报了名，而且是作为第一候选人推荐的。我说我也是报了名的，应该是第一个报名的，不知大队文书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没有？她说，听文书说了，名单里有我，我父亲也找过了文书，而且她也求文书能推荐我，我被列为第二名，争取两个人一块去上大学！随后，我回到家，十多天没去工地，专门关注着公社的动静。父亲也从学校回来，那文书就来我家喝酒。文书是能喝酒的，而且豪爽，他说田给他讲了她与我的关系，他表示这次一定先让我们走：“是人才怎么能不给人才发展的机会呢？总不能把笨蛋送去上大学吧！我看过平娃编的战报，编得好呀；那田的字写得也好嘛，不像是女娃娃写的嘛！古时候都有伯乐哩，人才在咱公社里，竟然这么多年军也参不上，工也招不上，以前的公社领导营私舞弊嘛，他妈的个王八蛋！”我赶忙敬酒，全家大小都敬酒，他就喝醉了，直到天黑，披着那件红卫服外衣摇摇晃晃地回了公社大院。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我第一回体会到的。我有些自命不凡了，原来参军不成招工招干不成，连代理教师也不成，都是要我等待着大学招生了！我夜里去了三娃家，三娃也为我高兴，他翻出一本书，寻到李白的一首诗念给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以文件要求，每个候选人必须有一份群众推荐书的。我找到支书，希望他召开个群众会，给我出一份推荐书。支书却说主要劳力都去水库工地了，而且这么些年我主要在水库工地，应该是水库指挥部出推荐书为好。我只好又到工地，工地上已传出我要考大学，一些人就嫉妒了，说真正的贫下中农子弟没有去，而刚刚平反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竟上大学；他又是和田恋爱的，好事怎么让一个人全得了？我担心写推荐书时有麻烦，但召开的会议上说我好话的人竟那么多，评语写得好得不得了。甚至建议团支部在短时间内吸收我加入共青团。我将推荐书交给公社，在公社的大院里竟意外地碰到了田和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那种十分刚毅的人，脸面严肃，不苟言笑。看见他，我立即有了压迫感。田把我介绍给他，他并没有多说话，只看了我几眼就去支书的屋里喝酒。我跟着去屋里。没人同我说话，也没人让我喝酒，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周身不自在，说：“我给你们再买一瓶酒去！”退出来，身上却没有一分钱，站到商店门口企图碰个熟人借钱。田跑来了，说：“我知道你没钱！”她买了一瓶酒，让我拿去。他们似乎觉得这很平常，就把瓶子打开，五魁六顺地划起了拳。田在门外向我招手，我走出来，她悄声说：“我爸同意啦！”我问：“怎么个同意法？”她说：“我爸说，要谈就谈成，却不得半途又不成了！”她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但后来我们却真的就半途不成了，这当然是后话。当时听她说她爸同意了，我看着她的手，想去握一下，没敢，院子里没有人，但一只鸡站在台阶上朝我们看，我觉得鸡也有灵性，它监视哩。田兴奋地说：“咱俩都上了大学，以后就再不回来，世世代代都是城里人！” 3天后，我们正式订婚，仪式是福印以媒人的身份领了她来到我家，我的母亲给了她几块布料，她不接。福印劝她：“不接就是表示不愿意。”她接了，开始叫我的父母亲为“爸”为“妈”，叫得亲热；并当日去商店买了一双鞋送给福印，算做谢媒。又几日，将那些布料做成衣服送给了我的妹妹。她做得非常周到又体面，村里人没有不夸奖的。但我从来没叫过她的父母，我口笨，见面只“扑哧”一笑。她开始频繁地出入我家，在院子里格格格的笑声使左邻右舍都听得见。她甚至要我领她去村里转转，说是散散步，我不。我去自留地灌溉的时候，她也一定要厮跟去，我不和她一块走，偏让她前边先去，我磨蹭着在后边拉开距离。村人在说：“婚姻就是那样的，一个丑的搭一个俊的，一个哭的搭一个笑的，将来他们是女的要当家！”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并没有成家。一年之后，因多种原因闹开了矛盾提出分手，而双方家长却已经亲密无间，坚决不同意解除婚约。这样拖过了3年，我为此跌过跤，差一点终身残废；她发生了失职行为，险些被开除公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断绝了关系。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段生活，不由得不想起她。据我的妻子后来说，她怀孕时挺着肚子去县医院检查，常常在医院里就碰着了也挺着肚子来检查的田，两个人友好地谈着要做母亲的喜悦。她还是那么直爽大方，高声大笑；也问到我的近况，甚至说她还梦到了我，在梦里与我吵架。但我在之后再没有见到她，只是默默地祝她幸福。我是个好男人，却不一定是个好丈夫，或许，她没有和我成家还是她的另一种福分哩。那一个春节是快乐的春节，也是焦急的春节，公社的通知迟迟不见下来，虽然文书不断捎来话，说是十拿九稳了，母亲就为我买了一双尼龙加底的袜子、一件绒褥，并缝制了进城的铺盖。可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分配给棣花公社的招生名额因故取消了一个，只有一名了！这就是说，我和田只能走一个，而她是排在第一名的。支书找着了我，也找着了田，他作了种种分析，虽然他与田家更熟。但我与田订了婚，应是一家人了；以我的学习比她好，推荐书也写得比她好，就只有我走啦。她哭了一场，最后说：“那就你走吧，我要走了，你肯定不放心，还没有妻子上大学丈夫是农民的，但却有丈夫是国家干部妻子当农民的。当初我说我图你有本事，你真的要上大学了，我高兴我有眼力！” 我终于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而几乎在我离开棣花不久，田也正式招工。那一天清晨，从县城开来的班车停在了棣花的站牌下，我的一家人，甚至包括我的几个伯父伯母及堂兄堂弟，还有田的家人，在站牌下已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我的铺盖和一个小箱子搬上了车，叮咛这样，叮咛那样，我坐车走了。车开出了巩家河沟口，就进入商镇地面了，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难道是我老了吗？但我不承认我老了，即使已46岁的人了，我心态依然未老；而产生这种想法，是我走过来了，走过来的人，给还没有走的人说什么道理他们也是听不懂和听不进的。那年是1993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废都》。我领着我的女儿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我闻到了土地的清香味。我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我竟不自主地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她说：“爸，你怎么吃土？”我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女儿回家后对我妻子说：“我爸真脏，他能吃土？！”孩子是城市的孩子，她喜欢上公园去登假山，去游泳池戏水，去动物园看狼看虎；她只知道衣服是从商店来的，馍馍是从厨房来的，她是不知道土有多香的。当乡下的亲戚和村里的人来城市看病和办事，好不容易来到我家，我用特号的大碗给他们盛饭，不放烟灰缸而让烟蒂就扔在地板上，女儿总是埋怨他们的不文明；而我那些依然还在乡下的初中同学拿着红茶、包谷糁来到我家，说：“我到你这里来，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啦。”女儿总是笑，说我年轻，比我的同学至少年轻10岁。这时，我真想把孩子送回到乡下去三五年甚或十年。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是不愿意去的，即使是真要送孩子走时我也会不愿意了。社会已到了这步田地，竞争十分激烈，你不让孩子加班加点学习，别人的孩子都在加班加点，你的孩子就会被淘汰，没了工作，没了饭吃。但孩子却越来越变得自私、孤僻、任性、娇气，缺乏生活的自立和坚忍。整个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一切都做作起来，人人忙碌，浮躁不堪。孩子们整日地唱着那些尽是愁呀忧呀的流行歌曲，我就说：“孩子，你们那种愁忧并不是真正的愁忧。在没有童年和少年的城市里，你们是鱼缸中的鱼，你吐了我吃，我吐了你吃。愁忧将这么没完没了地伴随着你、腐蚀着你，使你慢慢加厚了一个小市民的甲壳。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你能到乡下吗？或者到类似乡下的地方去？”

1998年10月1日夜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