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把情况给父母说了，我说我不同意，她是个斜眼。母亲就骂我：“咱弹嫌别人啥呀，只要不是瞎子，斜点有啥。错过这场婚姻了，你打光棍儿去？”但父亲听了我说的情况，一句话也没有说，闷在那里吸烟了。父亲的不作声，实际上是支持了我，因他的问题，使得儿子找不下个称心的媳妇，他心里有苦说不出。母亲见父亲不作声，就又嫌父亲不帮她，说：“我管不了你儿子，你就随他的意去当光棍儿呀？”父亲却埋怨起了我那亲戚：“她怎么提说一个五官不周正的人呢？”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硬逼我了，我赶紧擦黑儿往工地上赶去。在半路上，我遇见了引生，我感到晦气，怎么今天就碰上引生呢？难道他没有那玩意儿，我是有着也和他一样没个媳妇吗？与引生相对而过时，我朝天吐了口唾沫，引生就和我凶起来，我借机向他发泄，拳擂脚踢，但我不是引生的对手，他摔倒了我，又从地堰上搬下一大块土坷垃向我砸来；我就地一滚，滚到路下的河滩，只有骂：“你绝死鬼引生！”我最侮辱他的是把我的裤带解开，摇着那东西给他看，然后在暮色苍茫之中，将一根木棒端在腿根部恨恨地往水库工地走去。

又一批招工的指标到了公社，又有许多人离开了水库工地，从此要吃国家饭了。他们差不多在极短的几天时间里完了婚，欢天喜地地给大家发喜糖。而完了婚姑娘就尾随身后，屁股一拧一拧地轮得圆。我真不明白，一端了国家的饭碗，婚事就这么容易，这些姑娘好像都在那里存放着，谁一招工招干，就给谁批发一个？！福印说，在山上割草砍柴你该有经验吧，再高再野的山上，你看不到苍蝇，可你刚一拉屎，苍蝇就出现了。喜糖吃是吃过了，但吃了喜糖却议论纷纷，说这批被招工的都是各大队干部的儿女或亲戚。有人就在工地上大骂，结果有干部回了声，两厢便翻了脸，最后打起来。当然是干部受伤，打干部者以破坏水利建设的罪名进行了批斗。对于这次事件，我无动于衷，我只关心我那一张小小的报纸，记我写在日记本上的故事。医疗室那个医生不断地散布着新近的趣事：西山塬民工连的某某饭量大，灶上的份饭不够吃，每顿另外吃一碗稻皮子炒面。可吃了难拉下，到医疗室要泻药吃；没泻药，用体温表来抠，体温表竟一半断在肛门里。库区内的几户山民，地里种的红薯、萝卜丢得多，连挂在屋檐下的辣子串烟叶串也被偷走了，气得三个婆娘用稻草扎了个人形，眼睛里全扎着酸枣的刺。而离工地4里地的那条沟里，那患羊癫风的男人的婆娘，据说已经有许多人光顾过了，傻男人每每路过工地，人们就逗他，问夜里看见了什么？他说怪哩，睡觉的时候炕底下放着的是一双他的草鞋，一双婆娘的布鞋；半夜里起来尿尿，迷迷糊糊却见炕底下鞋多了，是一双黄胶鞋；天亮起来，炕底下又是一双草鞋，一双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