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yǔ]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