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至少可以说明一句，她是应他的要求到医院来的。

虽然事后胡秉宸解释道“……当时你默默走开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弄到医院院部，成为全体病人的笑料传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会找三方机关，那才真会造成以后的被动局面”，吴为也未能全然释怀。考虑如此全面的胡秉宸，对要求她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为什么不置一词?

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

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

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

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

“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虑是正确的，就像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不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坚持，也包括坚忍，就是胜利。

如果吴为当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白帆绝对会像他预料的那样，以此为由制造非常事件，不仅他和吴为的前途更加渺茫，吴为也会更加迅速地坠人深渊。

不论重病在身还是病愈之后，胡秉宸都是吴为誓死捍卫的对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请给我最后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软刀子，与白帆离婚用的这个口实，与吴为离婚时用的也是这个口实，日常也是惟我为是地要挟，——谁让女人各个看不得她的所爱受苦受难?

吴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担来自白帆的反击，更要承担来自白帆与胡秉宸的对手们的联手重击。

她的处境是那样险恶。

不论情况多么艰险，这个无谋无略、胡秉宸心目中“永远的二年级女大学生”，却坚守决不出卖他的原则。只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从如此凶脸的沼泽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击有功，得到如他周围那些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是吗?胡秉宸刚刚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至今仍然像隐蔽极深，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出面的情报人员那样，从来不事张扬的胥德章、常梅夫妇，立刻带着一瓶好酒前来祝贺。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头，更见得开启它的机缘多么隆重。记得他举起那杯酒，并向他们夫妇道谢的时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无尖酸地想：他们来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于人后?

吴为却说：“这有什么难?又不是让我去和人家斗法。这个，只要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就是。”

吴为的坚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万千。如果说白帆的反击尚可理解，那么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谅的、品格上的不贞了。

为此他曾对吴为说：“我已经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农村劳改，我就到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长住下来，好在现在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粮食蔬菜，只要我的离休工资照发，这些都可以办到，再订些杂志买些书，住上几年也无所谓。”

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虑过没有，要是闹到连离休工资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上几年自也无妨，但对吴为来说，代人受过、劳改几年是什么滋味?

一旦这种局面果然出现，除了退求其次，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下，陪吴为度过几年劳改生涯，不知胡秉宸为什么没有考虑挺身而出，坦陈真相，解脱吴为?

至于胡秉宸对要求吴为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未置一词，不过是因为在这场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样的事实在太具体、太琐碎了。有谁见过在寸土必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指挥官会为一栋在炮弹下消失的房子而感伤，或宁可失去消灭敌人的战机，而让他的炮火绕过那栋房子?哪怕那栋房子修建于三个世纪之前。那的确只是文学家的事。其实吴为的要求并不高，哪怕胡秉宸说一句“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没有。也许这样的要求，于一个指挥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经打算陪她去劳改，又何必纠缠于这样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呢?

再说，爱是不必说对不起的，即便到了该说对不起的份儿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个愿挨，活该不活该只有女人自己心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