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一响，她端着两杯冒着烟儿的热咖啡进来．

“影片好吗？”

“你看吧！我不打搅你。”她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转身向壁柜走去，“我给家里预备点东西，回头你好带走。”

“你最好快些，不然过两天再说，反正我在这里总还有十来天时间。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下午去伦敦大学做报告，我得回去做做准备。”

“那么你连电影也看不完了。”她挽留我说，“做什么准备？外国人不那么严肃认真，你随便说说算了。只要他们不知道的，都会觉得新鲜。”

“我要有点责任心，不能敷衍一下就完，应该尽可能说的具体和透彻一些。”

“认真的人早晚都得累死。好吧，我快整理东西。”

她打开壁柜，拉出一个小白皮箱，说：

“你瞧，瞧呵，别只盯着电视，反正你也看不完。你瞧这大塑料袋里的东西是给我爸爸的。这一包是送给你的。”

“干什么要给我东西？算了，你自己留着吧！”

“你不要连一件衬衫都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那些自我标榜的马列主义者们，有几个不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有病，吃药还得是进口的呢！”

“马克思从来不这样区别世界。哎，你喝酒吗？”

“我，不……噢，你说那瓶？是朋友送的。”

“送你半瓶？”

“嗯？不，有时客人来时喝一点。哎，你干什么总注意那瓶酒好不好，难道你也是个酒鬼？你还是看这儿吧--这箱子和这包东西是给我弟弟的。对了，我还得给我弟妹几件衣服，他们刚结婚不久。你说--”她用手翻弄着壁柜里挂着的一大排花花绿绿的衣服，“我给她哪件？我真不知国内的女孩子现在都穿什么样的农眼了。”

“哪种人穿哪种衣服。”

“你看过我弟妹吗，你说她属于哪一种？”

“路上碰见过一次。解放派！”

“你不也是解放派吗？”她说。

“有区别。”

“在哪里？”

“我是有限的解放。”我不自觉提起那次在北京新侨饭店里刘海说的话。我并无意刺激她，只是随口一说。

简梅的神色立即变了，显然她也想起这句话的出处。她突然神经质地一甩头，好象要把记忆中的什么东西使劲从脑袋里甩出去似的。我从来没见过她有过这种病态动作。她向来是个打不败的强者。没有弱者那种经不起锤打的神经质。我略微感到气氛有些异样，忙换句话说：

“照一个青年的话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他是现实主义者。”

简梅沉了一会儿，好象要稳住精神的重心，随后神色恢复正常，才说：“我赞成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也需要理想。”

“最好你别谈理想，理想对于我从来没用。你说，这几件他们在国内敢穿吗？”

“敢。连‘皇帝的新衣’都敢穿！”

“我还送他们点什么呢？”她上半身钻进壁柜翻了一阵子，拿出一条围巾和几双没拆包装的丝袜于塞进一个包里，“真不知他要还需要什么？”

“你对你弟弟还蛮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