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走穴，没有钱，你被盗版，也没有钱，你没有官位，我也没有官位，两个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时代，那才叫纯粹。”她说。

“一个傻子推着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阳下晃悠。”我说。

“到那时，动脑筋的是我，动肢体的是你，正好倒过来。”她说。

说到这个地步两人已经很开心，大笑一阵后我进了安检门，她又上了那辆出租车走了。几年来，她一会儿对我说，演戏的事太烦太苦，今后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牵扯进去了；一会儿又觉得我写作更苦更伤心，还不如继续帮她搞戏。说来说去，两头都无法落脚。多享受一点家庭气氛吧，前两天见安徽一家报纸刊登批判文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情感方式，是放弃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批判语气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永远显得义正词严？结果是，写作不行，演戏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荡在秋千上。

说不定确实会遇上挺大的麻烦。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阳下了。

那就趁现在还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记吧。昨天与她商量过，这本新书的扉页，就印我们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书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为我刻的图章。对于照片，她倒没什么异议，只希望印单色；对于图章，则求我让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说没时间了，而且我敢担保，多数读者只会为她的篆刻水平而惊讶。何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对外国现代音乐和中国古代篆刻的见识，这在国外好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这次终于由我来提供一个小小的证据。她说：“真的篆刻家该笑我了。”我说：“反正业余，无所谓，我写一幅业余的书法作为书名，与你陪绑。”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馆里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想到她还没有睡过，立即打她的手机，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南京的录音己完成，正在向连云港赶，现正坐在苏北洪泽镇的一家路边小店吃晚饭，司机丢了什么东西，返回去找了，估计至少要等两个多小时。她说小店不大干净，但菜很新鲜，要我放心，早点休息。

于是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作为新书的后记。

写完，我想，司机早该回来了，妻子正坐在长途汽车上。此时已是深夜，汽车上的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不能再打手机。她现在，一定揉一揉颈椎、腰椎，然后抱着小小的化妆包，摇摇晃晃地开始打盹。我远远看去，还是无法读解这种不为名、不为利而又不断重复的艰难行程。

谁也没有认出她来。苏北平原的夜幕下，颠簸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妻子。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