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遭遇说明，我们一生最花力气维护并始终为之奋斗、为之苦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最珍贵的东西在哪里？靠谁来挖掘和鉴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后代评论者身上。但事实证明，这种寄托很不可靠。即便是对那些与人为善、公正贤达的评论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为例，尽管自宋以来有那么多评论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毁谤，却也总有一些人为她辩诬，这些人学问高，声望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并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士禛、俞正燮、李慈铭等大学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毁损李清照的名誉造的谣。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获悉她身后有那么多杰出人物为她作这种辩护，将作何想。名誉好像是挽回了，但这是真的名誉吗？

因此，一切受到名誉侵扰的人应该明白，现在你在苦恼的事情，绝大多数无足轻重。这一点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连那么多极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没有看破。但是，不看破毕竟是在犯傻，时间的力量什么也不能抗拒，珍贵的生命怎能流失在无谓的自惊自吓之中。

那么，要不要动一点脑筋，来预见一下今后的名誉坐标呢？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必要。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在这里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话：

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在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成为一种美德。

这话好像说得太硬了一点，但世间很多罪恶都从追求本来并不拥有的名誉开始，倒是确实的。

有时也需要追求。那就是在被诬陷和起哄闹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应快速脱离简单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精神高度。这种追求放弃了反击、声辩和恢复名誉的权利，因此看起来不像追求，而实际上却在默默追求那种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既然是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去追求呢？为的是让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损耗，尽早获得安顿。因此，损害别人名誉的人常常在发出一片喧嚣后找不到预期中的回应，是对方害怕了吗？可能性很小。喧嚣者们此时应该慌张地憬悟一点什么，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誉背后，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名誉。他们或许也想对这种背后的名誉做点什么，没想到刚刚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个无法喧嚣的领地。

蹦芜的高处

最后，想顺便谈谈已经取得名誉的人的心态问题。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对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觉得本来名声也是你们给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谁都可以指手画脚的对象？其实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不应该存在委屈心理。

并不是说，名人应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处处赔笑地过日子，因为这种状态不可能对事业有重大创造、对社会有像样贡献，而没有创造和贡献，何以还算作名人？因此，名人们总是进退维谷。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坚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去关注这种声音。不想在喝彩中的获益，就不必为叫骂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