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就在五四青年杭嘉和如堂吉河德一般孤军奋战在龙井乡中时，来自中国浙江上虞的另一个五四青年，此时正坐在日本静冈农业水产省茶叶试验场的办公桌旁，潜心研究着世界各国的茶业文明。

此人长身大眼，性情爽朗，原名吴荣堂，幼年时曾目睹无力缴租的农夫被囚于县衙前铁站笼里，日晒雨淋，惨绝而死，故痛下振兴农业之决心。又因“佛者名党，即自觉悟，复能觉人“，故更名吴觉农。

在农业中，吴觉农选择了茶业，以为茶与丝一样，是国人在世人面前引以自豪的两大特产，也是振兴中国农业的两大法宝。中国本来有着种茶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失败者，盖“在科学发展强烈的世界中不思改进，只依恃着自然的一点天惠而自命不凡“。

吴觉农东渡日本学习茶业，乃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绿茶已在国际市场上头角峰峰。而1919年二十二岁的吴觉农，此时亦已在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并已做了三年助教。作为一名官费留学生，振兴中华茶业的志向已在胸中酝酿良久了。

至此时，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茶业似乎亦无太大规模的长进。它从发展中的高峰，继续向一落千丈的衰落时期走去。究其原因，在内，是军阀多年混战高乱之苦，政局多变，经济衰退，民难乐业，且商旅不通；在外，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失败。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即斯里兰卡）等新兴产茶国家相继崛起，科学种植，使茶的产量陡增，输出骤盛，加之机械制茶，品质优异，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华茶却固步自封，不求改进，品质下降，成本增加，经营不善，致使英、俄等红茶市场渐为印、锡等国所夺，绿茶、乌龙茶市场又为日本所占，外销几濒绝境。

在东流，他看到了这样一些学术论文。

英国植物学家勃莱克在他的《茶商指南》一书中提出：“有许多学者的提议，从茶的优越和茂盛上说，就主张茶的原产地，为印度而非中国。”

在易培生所著《茶》一书中说：中国只有栽培的茶树，不能找到绝对野生的茶树。只亚萨发现野生茶树曰 The Assamiea，植物学家都视为一切茶树之祖。

又，伦敦出版勃朗所著之《茶》说：在中国并没有野生茶树发现，而且古书中从来没有一种记载，主张茶树自生于中国的，这是印度说最有力的证据了。

《日本大词典》也说：茶的自生地在东印度。

可以那么说，自英国人开辟印度茶园制造印度茶叶以后，英国商人便把印度茶称之“Our tea“——”我们的茶“，议会政府对于印度茶的入口税，给予减去五分之一的特别优惠。

吴觉农著《茶树原产地考》那一年，恰好二十五岁，时为1922年。论文开宗明义说：中国有几千年茶业的历史，为全世界需茶的生产地，凡能平心地考究过中华历史的，谁也不能否认中华是茶的原产地了。但是因袭的直译式的学者们，抱着Imperialism的头脑，使学术商品化，硬要玩弄文字，引证谬说，使世界上没有能力辨别的人们，认为中国不是茶树的原产地。他愤怒且悲凉地在异国他乡孤独地抗议着：“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连生乎吾国长乎吾地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

最后，他以一颗少年赤诚之心大声呼吁：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

只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一个学有专长的中国农学家和茶叶专家，却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农村凋敝，农夫穷困，吴觉农的呼吁，便如一声罕有人听见的叹息。

这看上去又似乎是一种毫无内在联系的呼应——忘忧茶庄开始其下一轮历史。这条以茶铺成的绿色的险途，看来关山重重，峰峦叠起，并无柳暗花明之预兆。杭嘉和自己也不能知道，他的婚姻能否算是这艰苦胶着时代的亮色。

公元1921年春节，年方弱冠的杭嘉和，与比他还大一岁的方西岸，在忘忧茶庄他的老宅里拜了高堂，结为连理。

方西岸的父亲方伯平律师，对这桩婚姻还算满意。他虽是一位留学海外的文人，但从政于朝，向来珍惜自己的名誉，尤其注重婚姻的良性循环效应。对他而言，与其说嘉和是忘忧茶庄的少东家，还不如说是国民党要员沈绿村的侄儿。他对这个东床快婿的全部评价，都来自于沈绿村的介绍。沈绿村说这个孩子坚毅沉着，外柔内刚，将来必有大作为。“不是我夸他呀，”沈绿村感慨地说，”嘉平和我才是真有血缘关系的，可是谁要嫁给嘉平，谁这辈子就完蛋。嘉平这个孩子，生了他，还不如不生，将来他怎样，谁都还说不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