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动声色地向那张纸瞥了一眼，又擦了一会儿手，然后用两根手指刷地一下把纸拈起来，一折，撕成两半。

“咦！”

我惊诧地轻呼了一声，但又即刻停住。我不敢再往下说。这一片冷漠的冰层非常薄，稍一不慎我就会掉到里面，再也浮不出来。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的脸。

她没有抬起眼睛，还是看着自己的手指，镇静地说：

“要这玩意儿干啥？要结婚，谁也挡不住；要离，谁也捏咕不到一块儿去。既然没有感情了，就是不批，不照样分得开吗？”

“当然，当然！”我连忙表示赞同。“可是咱们不是还要拿着这玩意儿到场部去办手续么？”

“哧！”她鄙夷地斥了一声。“你这脑袋瓜子真好使！咱们结婚的时候到场部去办过手续么？”

啊！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来：去年，黑子把曹学义的批复给我们拿来以后，我怕夜长梦多，连队批了，场部的干部还可能从中作梗，征得她同意，就没有去场部办手续。反正山高皇帝远；谁家结婚的时候，来宾进门也不会先索取结婚证检查一番，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我不禁发出一声神经质的怪笑。原来，我这个被“群众管制”的人竟和她过了一年非法的夫妻生活！承认我们是夫妻的不过是群众，是时间，是我们的感情和习惯。到后来，连我这个当事人也忘却了我们还没有履行法律手续。这样说，我这些日子所费的心机纯属多余，要走，我满可以拍拍屁股就走。

我忘却了，她却记得。她向我投来十分憎恨的一眼，厉声说道：“哼！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没诚心！”她轮廓丰满的嘴唇突然变薄了，露出雪白的门齿。“你满肚子鬼心眼！我今天才把你看透了！”

她的话象冰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我沮丧地说：“你别误会。当初我是诚心的，决不是要花样。我笑，是因为这事情很滑稽。黑子说过，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我看，没有法律的日子也很方便。”我叹息一声，“我们真象场戏，真象场梦！”

“我是做梦做醒了。”她说。

醒来的应该是我，而现在她也说自己醒了。我迟疑不决地停在薄冰上，不敢再迈出一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想的，会说出什么话来。是不是夫妻两人决不能清醒，清醒了就会分道扬镳呢？

夫妻生活就是梦。不是美梦便是恶梦。千万不要清醒！

她象是想起了什么，兀地站起身，掀开箱盖，一件一件地把我的衣裳拿出来——这些衣裳没有一件不带有她的气味。她很冷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离婚，她好象已经熟于此道了。

“人穷也好，穷人离婚简单；你的、我的，一分就完了！”她居然还有这么一份幽默感。最后，她把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我的衣裳上，说，“这个也给你，当特务离不了这玩意儿。”

我无可奈何，撇了撤嘴。现实摧毁了她的生活，摧毁了她的一切，但她又把任何要反抗命运的，要在严酷的现实中去寻找一点供氧的罅隙的行动却都当成是“反革命”。必要的时候，她也会捏着小拳头喊叫：打倒这些反革命。我干巴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