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圆一连好多天没有来。我想念着那个时刻，还想念着另一件事。我不知该不该放弃最后的努力——再去那个坐轮椅的家伙身边一次？我深知他来日无多，这对于他和我、我们的家族，都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好像有什么在考验我，考验我的韧性和承受力。我最担心的是这个春天随队下去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与那个顽固的老人对话了。也许在最后的时刻他会良心发现。我想该全面地讲述了，对他讲述这几十年里我的父亲、我的全家受了哪些折磨，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让他动动恻隐之心。但我还是没有把握，不知在真的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时还有没有勇气讲出那一切。多少年来，我一直回避着那个话题。

这些历史的石块太沉了，我宁可让它待在原地：心的深处。

这些折磨、犹豫，使我彻夜难眠。而且我即将面临着一个沉重的春天，这个春天我们将投入命运之战……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还有朱亚一些人在做什么。我们的单薄的肩头要承担起没法想象的沉重。我们在保护一片平原、一片土地，它是我的母亲、好多好多人的母亲……这个担子怎么落在了我的身上？也许冥冥中有谁选中了我。我好像听到了那场决定命运的对话：

“让他去吧——就是他了。”

“他太年轻了。”

“可是他知道那是片什么平原。就是他了。”

我就这样被推到了前沿。我真不幸；不，我真幸福。可是我现在开始紧张了，手心里全是汗水。

春天在逼近。往常，每个春天即将来临时都让我兴奋。眼看着一个世界在焕发生机，谁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我对于自然界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都有敏感的反应，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迎接初春的第一缕阳光。看着开始出动的一只小小的灰甲虫，我会长久地用目光追随它，预想着它将怎样翻过前边那个小土坝。当糙叶树悄悄地展开了毛茸茸的小叶片时，我紧缩了一个冬天的心也渐渐得到了舒展。快了，柳树快要泛出淡青，那种羞涩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小柳莺又要跃动起来……我们的这个研究所也会飞起一两只小柳莺，它们有黑绿色的羽缘，有坚硬小巧的喙，有秀美圆润的小额头。谁也逮不住它们。它们在窄小的空隙里飞动自如。它们在一个个隔开的空间里无声地穿梭移动，遇到人立刻销声匿迹。那只最丰满的大柳莺穿了牛仔裤，从一个枝桠蹦到另一个枝桠，要捉它除非有一整面捕鸟网。我对这个将要来临的春天有了难言的心绪。不是高兴，也不是沮丧，而是一种特殊的紧张和由此带来的某种兴奋。我预感到今后这样的春天会不断地经历，像以前那样的纯洁明净、使人焕发生气的春天一去不再回返了。

裴济所长又找我谈话。我仍然未能免除那丝紧张。平时不常见到他，他不知待在了哪儿。对他的神秘感无法消除，我相信不少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这回我坐到大写字台旁的一把木椅上，一眼就注意到了那对闪着陶瓷光亮的眼睛。他慢声细语，像在抚慰谈论对象。我无法不感到某种温暖。

“……这次下去，要对朱副所长多照料一些，你年轻，他有病，老同志了。野外作业习惯吗？”

“习惯。”

“那好的……这次勘察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国际信誉呢。这个开发项目在整个北方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会尊重科学规律的。有人说我们这次只是提供个数据，实际上项目早就定了，很错误。有条件就上，没有也只得放弃，实事求是讲了多少年，难道还要怀疑这个吗？我们的结论只能在调查研究之后……”

我在这沉稳有力的语气中有些感动了。

结束谈话时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两本书，装帧得极漂亮，原来是他新近再版的地质学普及读物。很厚，有分量。他签了名，又写了一句话：实事求是。

我谢了所长。

我得想法把它们摆到那个小书架上。陶明教授的所有书我都有，它们有些旧，而且纸质、装订都不太好。这厚厚两册新书放在它们旁边，它们的打扮立刻显得有些寒酸。我不得不把新书挪开——但放到哪儿都显得太亮了，周围的书不是太旧，就是太粗糙……而且它的印数那么高，这也是极其反常的。我知道陶明教授遗下的两部书稿至今没能出版，主要障碍就是难找一个不怕赔钱的出版社。朱亚直到现在还在为导师的这个事奔跑。没有结果。朱亚自己的著作也印不出来，他后来干脆不存奢望了。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

我脑子里一闪过“我们”这个词儿身上就战栗了一下，“我们”是指哪一些人？我代表了谁？谁又需要我去代表？或者我把自己自觉地归于了某一类人吗？都没有，我起码是没有明确地想过这些……我想，“我们”大概仍然是指我们这个家族……是的，就是它在压迫着我，让我感到了这个春天的可怕的沉重。我在选择和权衡，脚踏在一条线上。这个春天啊，快快过去吧，消逝吧，快些化为一瞬飞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