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女记者来了。谈话中我才知道她以前还到城里找过黄湘。她的脸更黄了，与上次不同的是，她搽了浓浓的口红。那双眼睛仍然充满了微笑。黄湘让她住到一间空屋子里，还找来味美思让她喝：“喝吧，里面有藏红花，它对你们女人有好处。”

其实那女人根本用不着劝，她是个饮酒的好手，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喝过酒变得一切都不在乎，主动说要献上一段黑人舞，接着噼里啪啦把外套脱下，把首饰也取下，看来要大练一场。可实际跳起来动作幅度很小，不过是两脚动一动，捻捻手指。我怀疑这就是黑人舞蹈。黄湘却大声叫好，完全像个在城里泡剧院的痞子。

女记者住了三天。她走后黄湘一阵沮丧。我问她写了报道吗？黄湘一撇嘴：“臭娘们儿，耍嘴皮子行，实干精神一点也没有。”

我独自一人离开驻地，进入了平原正北方那片丛林。我来寻找那些沙丘链，关于它的记述和勘测要由我一手完成。我差不多是把这一任务抢到手的。穿过丛林就会看到那三三两两的大沙丘，它们像巨人的坟墓。

丛林比记忆中的疏淡多了。但一地芳草依然那么柔软。这些温柔的草，几十年前曾经安慰了一辆逃难的马车。它们顶着晨露，眼睁睁地看着从车上下来几个不幸的人……风中的草在凄婉地歌唱，我蹲下来抚摸它们。它们像火焰一样燎我的手，我赶紧缩回。

走出丛林，登上沙丘链，流沙灌满了鞋子。站在丘顶遥望大海：蓝蓝的，没有几个帆影；拉鱼的人稀稀疏疏。海边上多了一些闲逛的人，他们穿了方格布衫，戴了雪白的太阳帽。

我一直走到大海边上。海水冲积物多极了，杂乱得让人费解：小木块、破碗、枕头、一截自行车链子、胸罩、手电筒、石油凝块、灯泡、长长的发辫……死鱼烂虾多得目不暇接，连鸥鸟也不愿拣食它们。嘎嘎大叫的海鸟在前头翻飞，像是在进行一场最后的舞蹈。

过去的痕迹几乎再也看不到了。我离开这里太久了。要不是刻在心上，不是这样的一份铭记，我绝不可能准确无误地踏上一条芜草中的小路——我记得再往西会看到一排洋槐，槐树西边是一些壳斗科植物，是灌木丛……那儿有几座长满了荒草的坟墓。它们在荒原上显得小极了，它们可不是风成沙丘，它们真实地埋葬着。

妈妈和姥姥长眠于此，还有另一个人。除了她们和他，还有我的父亲……

从那儿返回驻地的路漫长无边，我直走了好久好久……

迈进小屋，眼前的情景差点使我嚷出来——朱亚半卧在小床上！他见了我没有坐起，只是笑着。

原来他的病稍微好些，就立刻赶了回来。这既令我高兴又令我担忧——我一想起那些殷红的血就心惊肉跳。他说：“不要紧，那不过是胃中一根小静脉破了，注意一些就行。”我将信将疑。

黄湘已经回城了。他在此留下的工作是可怕的，朱亚说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用处，他领人搞下的所有数据几乎都是错误的，它们大多来自陈旧的资料，有的甚至是臆造的。朱亚在说这些时竟非常平静，他怎么能够平静呢？

我把收起的东西还给他，包括那个布面本子。我没有说自己读过它。

在整个半天的谈话中，他都没有离开小床。我终于明白他有多么虚弱。

夜晚，他的屋子一直亮着灯。我催促他睡觉，他只是点头。后来我过去陪他。有一刻钟他只是盯着台灯座子，使劲咬着牙。我想他在忍受疼痛。我提醒他吃药，他拍拍衣兜说吃过了。他的两个衣兜都是药，以便随时服用。他转过脸，笑了。难得的笑。询问起这几天的收获，我讲起了这片平原的变化——消失的拉鱼号子和大片的丛林、葡萄园……我不慎说出了一个不愿提及的事实——我是这座城市出生的。

朱亚“啊”了一声，正了正微侧的身子，连连说：“讲讲这儿的过去，讲一讲……”

我告诉他这里的四季是怎样的。冬天的雪岭，河冰下的鱼，还有穿着翻毛皮袄渔猎的老人；春天的丛林，各种野花，特别是像小山一样叠起的洋槐花，它们浓烈的香气怎样招引来全世界的蜜蜂；秋天满地都是果实，因为无论如何也采摘不完，就必然要留给冬天；那些野物用前爪小心地扒开雪封，掏出冰冻的红果，咬得嘎嘎脆亮；夏天是躲闪太阳、钻河入海的日子，是深夜躺在河边沙地点一堆火听故事、仰脸看月亮和星星的日子……

朱亚在我的叙说中一声不吭。他深深地沉浸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