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萦卫转向我：“这孩子真的特别聪明，他非常敏感。我很早就知道，对这样的孩子可不能伤害。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什么——你知道，有人就是特别敏感，这是一种天性，你不能伤害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往往也特别脆弱……”

妍子说：“是的，他几乎不能受一点点伤害。记得他刚入学的那一天逮了一只彩色的鸟，爸爸专门为它买了一个鸟笼。可他一转眼就打开窗户把它放掉了。我告诉萦卫说孩子把鸟放掉了，萦卫开始还不信，这么好看的一只鸟怎么舍得呢？他当时沉着脸：它自己飞到你屋里来，这多么巧啊——你怎么马上就把它放了呢？他只说了这样几句，可是一整天廖若的神色都不对，到了晚上还跟我们解释说：彩色的鸟本来就该在林子里，它需要自由自在——它有妈妈爸爸，有奶奶和爷爷，它们会急死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放掉，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高兴就把它关在一个小笼子里……他这样说着也倒罢了，谁知竟然大哭起来。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他当时哭得多么厉害。他大概在想那只鸟儿走失以后，鸟儿的一家人会多么难过着急吧，所以他对爸爸特别生气，也很失望……”

廖萦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妍子说下去：“你看，我们一直很谨慎地对待他。他多么善良，为一只鸟哭成那样——这个脾性像谁呀？我觉得他爸和我都是粗粗拉拉的人。我们却生出了这样一个孩子。他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太大的刺激，所以骆明的事情就让他受不了。他和骆明成天在一起，交换书籍看、去影院，一块儿到林子里玩。还有唐小岷——他们三个真是太好了……”

廖萦卫说：“他们三个在一块儿谈论看过的影片，谈音乐、莫扎特，”他说着瞥了妍子一眼，“当然是受我们影响……”

我却在想：在这样的一片平原上，从小谈论莫扎特的孩子太少太少了，这在当地大概一个都不会有吧。还有钢琴，这屋子里的摆设和气氛，都与当地人差距甚大。这其实只是一种概念——一种来自西方的“概念化的生活”，是他们两个人读书时形成的，这会儿正一点点营造和追求，并努力使之落到实处。这在他们来说是勉为其难的，但他们不愿放弃。我的目光不由得转到了那架钢琴上——那时廖若和几个同学就围在旁边，它叮叮咚咚的敲击声把三个孩子越引越远，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在风中飞升，只等有一天回到泥土上生根……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又有些自责。不过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个平原呢？

5

去不去林泉必须权衡——林泉是精神病专科医院，这对廖若也许没有坏处。我知道从精神病学的范畴来讲，连平常的紧张失眠也都属于这类疾患。最后我总算提出了一个建议：按廖若目前的状况看，他应该去林泉诊断一下。

妍子还在固执地反对：“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就去过林泉，结果更糟。你知道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应该采取环境和心理疗法。你不知道，再正常的人到了那个地方也受不了。那些人在一块儿，真是奇形怪状，有的……太吓人了……”她的脸红了，但还是把话说完：“有的病人还要接受电击——多可怕呀，通电时全身痉挛……我不能让廖若到林泉去。”

我一时无语。当然，如果是轻微的精神疾患，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亲人的抚慰，让他的神经在一种环境中慢慢松弛下来；而那些很重的病人就必须到林泉去，因为别无选择……我这会儿也没了主意。

廖萦卫叹了一口气，一直注视着墙壁。钢琴上方有一幅贝多芬的画像，再旁边是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时间能使一切淡化下来——但愿这个过程能快一些，”他自言自语，“事情离得太近了，他一时还不能解脱。活生生的小伙伴一眨眼没了，他绝对没法接受……骆明是多好的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我有时想，大概就因为这个世界太脏了，老天爷才不忍心把他留在这里。”

廖萦卫的声音里透出了激愤。妍子看着丈夫。

“我们俩都不善于料理孩子。他一点点长起来，真不容易。家里突然添了一个小家伙让人一下子没有准备。什么身上起痱子了，头上发炎了、起脓疱了，这得一点一点学着照顾……我们一夜一夜吓得不能睡觉，老觉得孩子不会呼吸了——他躺在那儿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们开灯看看，见孩子挺好地在那儿睡着，这才躺下；可睡着了又担心翻身的时候把孩子压伤。半夜孩子哭了、撒尿了，这本来都很正常，可我们还是担心，因为不懂，总觉得孩子要给憋坏什么的。最怕的是孩子得病，抱着他去排队、去挤医院给孩子打针……你知道，小孩子验血要从脖子那儿抽血，多么吓人！针扎进孩子身体的那一刻就像扎进了自己的心脏。妍子扭着头不敢看。那么小的一个嫩芽，怎么能把一根金属长针扎进里面去？直到现在我还怕回想那一针。我们知道把一个孩子养大有多难。骆明……他是死在廖若的怀里呀。你想一想，一个死在另一个的怀里，一个看着另一个挣扎了好几个小时……”

我听着，十分难过。我在想，如果有哪个科学家发明了分段抹除记忆的方法，一定会被人永远地感激——任何人都可以把某一段可怕的记忆抹掉，如果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该是多好。而现在只能把一切都交给时光——可时光是万能的吗？时间能够帮助一个人筛选记忆吗？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它还是不会把真正沉重的记忆变得无足轻重，而顶多只是将它们沉淀到心的底层。